，而是自我责难。

    而且，因为家暴而被深深植入她心底的那种自我厌恶感，显然已经达到了极限，以至于将自己逼迫到要自杀的心理状态。

     纯子自杀未遂。

    但是，松永并未因此而反省自己一直以来的行为。

    相反，他竟似深刻自省地说：“是我太放纵她了！必须要进一步严加管教。

    ”于是，大约半个月后，在纯子要出院的时候，松永向誉和静美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说：“如果对纯子就这样放任不管的话，说不定她还会自杀，还会更加堕落。

    所幸她会听我的话，因此请把她托付给我。

    我会负起责任来的。

    ” 不知道誉和静美是否听信了他的话，恐怕也举棋不定过吧。

    起初，他们对于纯子刚出院就要离开家的提议是面露难色的，但最终还是被松永说服了。

    他们在发现女儿割腕而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时候，都要求救护车不要鸣响警笛。

    可想而知，在意世间体面以至于此的这对父母，自然也会担心纯子回来后是否会再一次引起骚动。

    或许，这一心理上的薄弱之处被松永看穿了、抓住了，又被他用巧妙的说辞一举突破。

     出院后，纯子不得不坐上了松永的车，被他直接从医院带到了三潴郡大木町的一处公寓。

    那里是松永的公司宿舍和储藏室。

    在那里，纯子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居生活。

    也正是在那里，她又一次掉进了松永的暴力地狱。

    松永每天都会来这里。

    他一边殴打纯子，一边责骂道：“你给我好好想想，自杀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如果警察来调查你自杀的原因，也一定会传唤我的，一定会对我不利”，等等。

    而且，他还恫吓纯子，说：“如果我们的外遇关系被我妻子发现了，你可是会被索要精神赔偿的。

    ”此外，他甚至还用拍立得相机，拍下性交时的姿态。

    半个月后，他命令纯子辞掉了幼儿园的工作。

    从那以后，纯子在经济上也被逼迫到了不得不依赖松永的境地之中。

     而且，松永更是进一步逼迫纯子从父母家脱离了户籍。

     纯子拿着一份文书，久违地回到父母家。

    那份文书的宗旨是“和纯子断绝关系，从今以后，各不相干”。

    纯子把文书交给父母，威逼道：“请在文书上签字，并承认我脱离户籍。

    ”面对这样一份脱籍文书，无论誉还是静美都强烈反对，但纯子还是遵照松永的指示，态度强硬地说：“如果不承认我脱离户籍的话，下次我就真的自杀给你看，或者是去泡泡浴(3)上班。

    ”这个恫吓，毫无疑问地给誉和静美造成了百万吨级的杀伤力。

    两个人不情不愿地同意了纯子脱离户籍的要求，并向亲友邻里解释道：“纯子实属无可救药。

    因此，我们决定将她从户籍中除名。

    ” 于是，纯子彻彻底底地断绝了自己与家庭、社会的关联。

     不过，松永究竟为什么执着于控制纯子到这种地步呢？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尚且无法看出松永的意图。

    在法庭上，纯子曾被多次问及脱离户籍的原因，但她的回答一直是“不知道”。

     这真的是只有松永才知道答案。

    但是，即便是从松永的供词中，也依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意图。

    松永的陈述和纯子的话大相径庭，分歧集中于纯子和她母亲静美的关系。

    他一边再现当时的对话，一边细致地讲述大约二十年前的事情。

    他说： “她的父母觉察到了我们的关系。

    纯子就对我说：‘我们无论是继续来往，还是从此分手，我都希望你能见一次我的父母。

    ’于是，纯子、静美和我，三个人约在料亭会餐。

    当时，静美和我性情投合，相谈甚欢。

    一个星期之后，静美打电话来，叫我去一家咖啡馆。

    那天，静美也没化妆，还穿着工作制服。

    我说：‘这和在料亭的时候可是大不相同啊。

    ’她回答道：‘那是当然。

    我通常也都是在工作的。

    ’她又对我说：‘你和纯子的交往，她父亲和爷爷都反对。

    所以，希望你不要再和纯子见面了。

    ’我回答了一句‘明白了’，然后就离开了。

     “然后，又过了一周，静美又打来了电话，约我晚上九点左右在公园见面。

    之后，我们去了情人旅馆，有了肉体关系。

    主动的一方是静美，是她积极地引诱我。

    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