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说话。

    在我听来，他们说话时文质彬彬，显得受过良好教育；而我说话则倾向于含糊不清，一紧张就结巴。

     我在一张大方桌周围选了一个座位，听邻座的两个学生讨论讲座主题以赛亚·伯林[1]的两个自由概念。

    坐在我旁边的学生说他以前在牛津大学学过以赛亚·伯林；另一个说他在剑桥读本科时就已经听过这位老师讲的关于伯林的课。

    我从未听说过以赛亚·伯林这个名字。

     老师开始讲课。

    他语气平静，但将材料过得很快，仿佛认定我们对此都已很熟悉。

    其他学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没记笔记。

    我将每个字都草草地记了下来。

     “那么以赛亚·伯林的两种概念是什么？”老师问。

    几乎所有同学都举起了手。

    老师叫了那名来自牛津的学生。

    “消极自由，”他说，“是不受外部限制或阻碍的自由。

    此种意义下的自由指一个人的身体不受他人阻碍地行动。

    ”一时之间我想起了理查德，他似乎总能准确无误地把读过的东西背诵出来。

     “很好，”老师说，“第二个呢？” “积极自由，”另一个学生答道，“是摆脱内部约束的自由。

    ” 我在笔记里记下这个定义，但我并不理解它。

     老师试图澄清这个概念。

    他说积极自由是自制，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统治。

    他解释说，拥有积极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恐惧和信仰中解放出来，从上瘾、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强迫中解脱出来。

     我不知道何为自我强迫。

    我环顾房间，除了我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困惑。

    我是少数记笔记的学生之一。

    我想让老师做进一步解释，但是有什么东西让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我确信这样做无异于对着一教室的人大喊：我不属于这里。

     下课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凝视着窗外的石门和中世纪时期的城垛。

    我想到了积极自由，想到了自我强迫可能的意义，直到我的头隐隐作痛。

     我给家里打电话，是母亲接的。

    听见我用哭声说“你好，母亲”，她很激动。

    我告诉她，我不该来剑桥，我什么都不懂。

    她说她一直在进行肌肉测试，发现我有一个脉轮失去了平衡。

    她说她能调整。

    我提醒她我可是在五千英里之外。

     “没关系，”她说，“我会调整奥黛丽身上的脉轮，让它飞向你。

    ” “让它怎么着我？” “飞，”她说，“对生命能量来说，距离不是问题。

    我可以从这里将修正过的能量传送给你。

    ” “能量的传播速度有多快？”我问，“和声速一样，还是更像一架喷气式客机？它是直接飞过来，还是会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停留一下？” 母亲笑着挂断了电话。

     大部分早晨我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个靠窗的位置上学习。

    还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杨百翰大学的好友德鲁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了一首歌。

    他说那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但歌名和歌手我都从未听说过。

    我用耳机播放了这首歌，立刻就被它牢牢吸引。

    我望着北回廊，一遍又一遍地听：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我把这两行歌词记在笔记本上，写在正在撰写的论文的空白处。

    阅读时我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飘到歌词上面。

    我从网上了解到鲍勃·马利[2]脚上的肿瘤。

    我还了解到马利曾是拉斯特法里教教徒，该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绝做截肢手术。

    他在四年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

    这句歌词是马利在去世前一年写下的，当时本可以动手术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转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脑。

    我想象一个贪婪的外科医生，长着锋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