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齿和细长的手指，力劝马利进行截肢手术。

    想到医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败的药物，我便胆怯退缩了。

    这时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过来的一点，尽管我已弃绝了父亲的世界，却从未寻找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

     我将笔记本翻到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那堂课。

    在一个空白处，我画线写下：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然后我拿起电话拨通号码。

     “我需要接种疫苗。

    ”我告诉护士。

     每个星期三下午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在那里注意到两个女生卡特里娜和苏菲几乎总是坐在一起。

    圣诞节几星期前的一个下午，她们问我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我才第一次开口跟她们说话。

    我以前从未喝过“一杯咖啡”我从未尝过咖啡的味道，因为这是教会严令禁止的但我跟着她们来到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

    收银员很不耐烦，于是我随便选了一杯。

    她递给我一个过家家大小的杯子，里面盛着一大汤匙泥浆颜色的液体。

    我眼巴巴地望着卡特里娜和苏菲端回我们桌旁的杯子里的泡沫。

    她们讨论起课堂上的概念；我则纠结要不要喝掉我的咖啡。

     她们轻松自如地使用高深复杂的术语。

    其中一些术语，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听过，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比如“霸权式男性气概”，我读着就拗口，更不用说理解了。

    我喝了几口苦味的浓缩液体，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她们谈论的是女权主义。

    我盯着她们，好像她们在玻璃后面。

    我从来没有听人将“女权主义”这个词用作谴责以外的含义。

    在杨百翰大学，“你听上去像个女权主义者”标志着争论的结束。

    它也表明你输了。

     从咖啡馆出来后我去了图书馆。

    在上网查询了五分钟、去了几趟书架后，我回到老位置上，面前摆了一大堆书，都是我如今已经知道的“第二次浪潮”作家贝蒂·弗里丹、杰梅茵·格里尔、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

    每本书我只翻了几页便合上了。

    我从未在书本上见过“阴道”这个词，也从未将它说出口。

     我回去上网，然后又来到书架前，将“第二次浪潮”作家换成第一次浪潮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我从下午一直读到晚上，第一次为自己从童年起就感到的不安建立了一个词汇表。

     从最初知道哥哥理查德是男孩而我是女孩的那一刻，我就曾渴望将自己的未来与他的交换。

    未来我要当母亲；他要做父亲。

    两者听上去差不多，实则不然。

    成为其中的一个就是成为一个决策者、主持者、家庭秩序的维护者；成为另一个则是成为被使唤的人之一。

     我知道我的渴望是不正常的。

    与我其他的自我认知一样，这种认知源自那些我认识和我爱的人的声音。

    这么多年来，那种声音像耳语般一直伴随着我，刨根问底，担忧焦虑。

    那个声音说，是我不对。

    我的梦想堕落扭曲。

    那个声音有许多音色、许多音调。

    有时它是父亲的声音，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把书带回房间，读了整整一夜。

    我喜欢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满激情的篇章，但当我读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的一句话，我为之感动：“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主题。

    ”穆勒思考的主题是女性的本质。

    他声称，许多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被哄骗、劝诱、推搡和挤压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于现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的天赋和抱负。

     血液冲进大脑，我感到一股肾上腺素的激增，感到一种可能性，一种边界向外扩展之感。

    就女性的本质而言，没有什么终极答案。

    在虚空中，在未知的黑暗中，我从未感到如此安慰。

    它似乎在说：无论你是什么人，你都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