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的古都南京，淫雨霏霏的梅雨时节像浸了水的海绵，黑压压地笼罩在城市上空。

    在瞻园路173号的青砖墙下，由于年久失修而洇出深色水痕，老旧的瓦当滴落的雨水在石阶上凿出细小凹坑，住在这里的张达仁躺在竹席上，听着天花板传来老鼠窸窣的响动。

    而在东厢房，由于木格窗棂早已变形，不断有雨水飘进来，他母亲正用旧报纸糊住的缝隙里，不断渗进带着霉味的湿气。

     “达仁，接盆！”母亲殷秀兰的声音突然在屋内响起，伴随着蓝布门帘被掀开的声响。

     张达仁闻声抬头，目光恰好落在屋顶漏雨的地方。

    只见那漏雨的位置正对着八仙桌，而桌上的搪瓷脸盆里，已经积了半指深的水。

     张达仁急忙站起身来，准备去接母亲递过来的盆子。

    然而，就在他刚要迈步的瞬间，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一阵不祥的断裂声。

     他惊愕地抬头望去，只见横梁上的灰白色蚁蛀粉末像雪花一样簌簌落下，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扬起一阵细小的尘雾。

     哎，屋漏偏逢连夜雨，绳子专挑细处断。

    这场持续三天的暴雨，让这座始建于大清同治年间的老宅的衰朽模样更加不堪——后院的马头墙早在月初就坍塌了半边，现在东厢房的木结构也在潮湿中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半夜时分，张达仁被轰然巨响惊醒时，鼻腔里灌满了泥土腥气。

    倒塌的砖墙距离他床铺仅两尺，碎砖砸穿了床头的樟木箱，他的棉被上落满青砖碎屑。

     “作孽啊！”母亲殷秀兰举着煤油灯的手不住颤抖，灯影在残垣断壁间摇晃。

    十六岁的妹妹缩在墙角啜泣，五斗橱上的毛主席石膏像摔成三截，瓷猫储钱罐在瓦砾堆里裂开大嘴，露出里面发潮的粮票。

     趁这会没人看见，张达仁赶紧把碎裂的石膏像藏了起来。

     房管所的人也算是尽职尽责，顶着竹笠看过后，满是同情地说等天晴才能修缮。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房管所承载着计划经济时代独特的房屋管理使命。

    如果把视角放到那个年代的房管所，我们就可以看到灰扑扑的办公间里，老式台历旁总堆着泛黄的登记簿，蓝布工作服的房管所工作人员戴着套袖，蘸着红墨水的钢笔在住户信息表上沙沙划动。

    那时房屋多属公有，红砖砌成的筒子楼和灰瓦平房星罗棋布，斑驳的木窗框常挂着晾衣绳，墙根处青苔顺着雨水管蔓延，房管所既要负责分配调剂，又要维护这些历经风雨的建筑。

    每月初总有人揣着单位证明来排队登记，窗口递烟套近乎的，攥着领导批条往里挤的，混杂着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木地板被踩得吱呀作响。

     每到这个时候，维修工就会挎着帆布工具包走街串巷，铁皮喇叭筒挂在二八自行车把手上晃荡，哪家屋顶漏雨、下水道堵塞，就用粉笔在巷口黑板写上“13号院王家修门窗”，积压的报修单在抽屉里摞成小山。

     那个年月，多数砖木结构的房屋在岁月侵蚀下问题频发，房管所仓库里堆着定量配发的石灰、沥青和木料，修补时需精打细算，常看见工人蹲在院里拌三合土，拿瓦刀仔细填补墙缝。

    冬季煤炉取暖引发的烟道问题最让人头疼，熏黑的砖墙上残留着多年积碳，维修队得赶在寒潮前疏通管道。

    分配住房时既要核对工龄职务，又要平衡家庭人口，双职工家庭能分到向阳的屋子，单身汉往往挤在楼梯间改建的斗室里。

    街坊们私下流传着“某某领导亲属住进新楼”的闲话，但更多时候是两代人蜷居在十六平米的房间里，用布帘隔出三代同堂的生活空间。

     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突击建造的简易房，此时已墙皮剥落，加上当时管理不完善，很多产权资料散失，工作人员得翻着卷边的档案册核对信息。

    每逢雨季，值班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房管所工作人员就像这次张达仁家里漏雨一样，披着雨衣带人查看危房，手电筒光柱扫过墙面的裂缝，泥水正顺着墙根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