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正是死在秦国的狱中，这是公元前233年的事。

    他死于老同学李斯的政治暗害，李斯在秦国做官，嫉妒韩非在秦日益得宠。

     韩非是法家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理论家，在他以前，法家已经有三派，各有自己的思想路线。

    一派以慎到为首。

    慎到与孟子同时，他以“势”为政治和治术的最重要的因素。

    另一派以申不害（死于公元前337年）为首，申不害强调“术”是最重要的因素。

    再一派以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为首，商鞅又称商君，最重视“法”。

    “势”，指权力，权威；“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也就是政治手腕。

     韩非认为，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

    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

    天则不非，鬼则不困。

    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

    ”（《韩非子·八经》）明主像天，因为他依法行事，公正无私。

    明主又像鬼，因为他有用人之术，用了人，人还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这是术的妙用。

    他还有权威、权力以加强其命令的力量。

    这是势的作用。

    这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法家的历史哲学 中国人尊重过去的经验，这个传统也许是出自占压倒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思想方式。

    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极少迁徙。

    他们耕种土地，是根据季节变化，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些变化。

    过去的经验足以指导他们的劳动，所以他们无论何时若要试用新的东西，总是首先回顾过去的经验，从中寻求先例。

     这种心理状态，对于中国哲学影响很大。

    所以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是诉诸古代权威，作为自己学说的根据。

    孔子的古代权威是周文王和周公。

    为了赛过孔子，墨子诉诸传说中的禹的权威，据说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多年。

    孟子更要胜过墨家，走得更远，回到尧、舜时代，比禹还早。

    最后，道家为了取得自己的发言权，取消儒、墨的发言权，就诉诸伏羲、神农的权威，据说他们比尧、舜还早若干世纪。

     像这样朝后看，这些哲学家就创立了历史退化论。

    他们虽然分属各家，但是都同意这一点，就是人类黄金时代在过去，不在将来。

    自从黄金时代过去后，历史的运动一直是逐步退化的运动。

    因此，拯救人类，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复古。

     法家是先秦最后的主要的一家，对于这种历史观，却是鲜明的例外。

    他们充分认识到时代变化的要求，又极其现实地看待这些要求。

    他们虽然也承认古人淳朴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有德一些，然而他们认为这是由于物质条件使然，不是由于任何天生的高尚道德。

    照韩非的说法是，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

     由于这些全新的情况，出现了全新的问题，韩非认为，只有用全新的方案才能解决。

    只有愚人才看不出这个明显的事实。

    韩非用一个故事做比喻，说明这种愚蠢：“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

    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

    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韩非子·五蠹》） 韩非之前的商君已经说过类似的话：“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商君书·开塞》） 这种把历史看做变化过程的观点，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不过老生常谈。

    但是从它在当时反对了古代中国其他各家流行的学说看来，实在是一种革命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