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封建社会根据两条原则办事：一条是“礼”；一条是“刑”。

    礼是不成文法典，以褒贬来控制“君子”即贵族的行为。

    刑则不然，它只适用于“庶人”；或“小人”，即平民。

    这就是《礼记》中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曲礼上》） 法家的社会背景 这样做，是可能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比较简单。

    天子、诸侯和大夫都是以血亲或姻亲互相联系着。

    在理论上，各国诸侯都是天子的臣，各国内的大夫又是各国诸侯的臣。

    但是在实际上，这些贵族长期以来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其权力，他们逐渐觉得，这些权力并不是依靠忠君的理论取得的。

    因此，许多大国诸侯，尽管名义上归中央的周天子管辖，实际上是半独立的；各国之内，也有许多大夫之“家”是半独立的。

    因为都是亲属或亲戚，这些封建领主保持着社会的、外交的接触，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处理，也都遵循他们不成文的“君子协定”。

    这就是说，他们是遵礼而行。

     天子、诸侯高高在上，不直接与百姓打交道。

    这样的事情交给大夫们处理，每个大夫统治着自己领地内的百姓。

    大夫的领地通常都不大，人口也有限。

    所以贵族们统治他们的百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为基础。

    于是采用刑罚，以保证百姓服从。

    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封建社会，人的关系，无论尊卑，都是靠个人影响和个人接触来维持的。

     周朝的后几百年，封建社会制度逐步解体，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君子和小人的社会区别不再是绝对的了。

    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有一些贵族丧失土地和爵位，又有些平民凭着才能和运气，顺利地成为社会上、政治上的显要人物。

    社会各阶级原有的固定性，被打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侵略和征服，大国的领土越来越大了。

    为了进行战争，准备战争，这些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其结果就是政府的机构和功能比以前越来越复杂得多了。

     新的情况带来了新的问题。

    当时各国诸侯面临的都是这样的情况，自孔子以来诸子百家共同努力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

    可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多是不够现实的，不能实行的。

    各国诸侯需要的不是对百姓行仁政的理想纲领，而是如何应付他们的政府所面临的新情况的现实方法。

     当时有些人对现实的实际政治有深刻的理解。

    诸侯常常找这些人打主意，如果他们的建议行之有效，他们往往就成为诸侯相信的顾问，有时候竟成为首相。

    这样的顾问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

     他们之所以称为法术之士，是因为他们提出了治理大国的法术。

    这些法术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

    他们鼓吹的这些法术就是愚人也能懂会用。

    照他们所说，国君根本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

    只要忠实地执行他们的法术，哪怕是仅有中人之资也能治国，并且治理得很好。

    还有些“法术之士”更进一步，将他们的法术理论化，做出理论的表述，于是构成了法家的思想。

     由此可见，把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是错误的。

    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

    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

     韩非：法家的集大成者 这一章，以韩非代表法家的顶峰。

    韩非是韩国（今河南省西部）的公子。

    《史记》说他“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老子韩非列传》）。

    他擅长著书，著《韩非子》五十五篇。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秦国比别的任何国家都更彻底地实行了韩非的学说，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