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运动，意思就是回到汉代学者为先秦经典所作的注释。

    他们相信，汉代学者生活的时代距孔子不远，又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此汉儒对经典的解释一定比较纯粹，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

    于是，他们研究了浩繁的汉儒注释，都是新儒家所摒弃的，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汉学”。

    这个名称是与新儒家对立的，他们称新儒家为“宋学”，因为新儒家的主要学派兴于宋代。

    从18世纪到本世纪初，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它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哲学解释与进行文字解释的论争。

    文字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思。

     由于汉学家着重于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他们在校勘、考证、语文学等领域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他们的历史、语文学和其他研究，的确是清代文化最大的独特的成就。

     在哲学上，汉学家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在文化上，他们确实大大打开了当时人们的眼界，看到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广阔成就。

    在明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在新儒家的影响下，只需要应付科举考试的知识，全部精力都耗在《四书》上。

    其结果，对另外的文献，他们简直毫无所知。

    到了清儒致力于古代文献文字整理工作，他们就不可能仅仅限于儒家经典了。

    当然，他们首先从事的还是儒家经典，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完以后，他们就开始研究正统儒家以外各家的古代文献，如《墨子》、《荀子》、《韩非子》，这些书都是长期被人忽视的。

    他们的工作是改正掺入原文的许多讹误，解释词语的古代用法。

    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这些文献现在才比以前，例如明代，好读得多了。

    他们的工作，在复兴对于这些哲学家进行哲学研究的兴趣方面，的确大有帮助。

    这种哲学研究，是近几十年在西方哲学传入的刺激下进行的。

    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个主题。

     孔教运动 在这里不必详细考察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

    这里只说，到明朝后期，即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对当时耶教传教士传入的数学、天文学深有印象。

    如果欧洲人把中国及周围地区称为“远东”，那么，中国人在与欧洲人接触的初期就把欧洲称为“远西”，即“泰西”。

    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把印度称为“西天”，当然只有把印度以西的国家称为“泰西”了。

    这个称呼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是直到上世纪末还是常用的。

     我在第十六章说过，在传统上，中国人与外人即“夷狄”的区别，其意义着重在文化上，不在种族上。

    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历来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

    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在地理上与其他任何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他们很难理解，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怎么会是有文化的人。

    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蔑视它、拒绝它。

    他们不是把它们当做不同的东西，而径直认为它们是低劣的、错误的东西。

    就像我们在第十八章看到的，佛教的传入刺激了道教的建立，它是在信仰方面作为民族主义的反应而出现的。

    同样的，西方文化的传入，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基督教会，也激起了相似的反应。

     刚才提到，在16世纪、17世纪，传教士给予中国人的印象，在其宗教方面，远不如在其数学、天文学方面。

    但是后来，特别是在19世纪，随着欧洲军事、工业、商业优势的增长，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政治力量却相应地衰落，中国人这才日益感觉到基督教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