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职务世代相传，自成一个体系。

    没他们配合，贵为知府也没法施展拳脚。

     尤其是六房中的户房，分管钱粮，是胥吏管理的重灾区。

    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

    手段高超的书手，甚至能“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你说这得多嚣张。

    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

    ”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

     【注释】 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田与民田两种，皇庄、学田、牧马草场、园陵坟地、勋贵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等，都是官田，其余为民田。

    田地是政府征收赋税的重要来源，明初曾核实天下田地，造有鱼鳞图册，以制定赋税额度，每一次田地的变动都要记录在案。

    但是，当土地兼并严重的时候，富人可以田连阡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

    更可怕的是，被收买的小吏，可以使用高超却卑鄙的手段，使得家有良田千亩的富家在官方记录中表现为无田，富家便可轻松逃避赋税；而根本没有田地的穷家却被登记为田产丰富，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

     这笔丝绢税，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迟，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

    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只强调这个税科是被篡改过的，是不对的。

     人，可以不追究，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事，做错了，就得拨乱反正。

     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人丁丝绢”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单独让歙县缴纳，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 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得到回应。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

    可是报告递上去，毫无动静。

    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有，置若罔闻。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

    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

    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没有退缩。

    这个耿直倔强的数学学霸，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进京上访！ 我找你们领导去！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俗，但在徽州，还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彪悍。

    这个“彪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

    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

    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号称“健讼”。

     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

    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

    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

    ”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

     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 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访，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

     不过他这个“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

     当时大明中枢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机构，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备份。

    南京这套备份政府，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的大，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尤其是钱粮税收这块，南京的户部统管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诸司，都是膏腴之地，天下半数税赋，皆出于这里。

    南京户部的影响力，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

     帅嘉谟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么，没有资料记载。

    但从各种官府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他应该没去找户部，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递陈情状子。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

    以帅嘉谟的身份，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

     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职责为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欢搜集民意，风闻奏事，找他们管用。

     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

    对京官来说，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枢官员，专门上书弹劾意思不大。

    帅嘉谟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撕破脸。

    他所求的，只是朝廷一个态度，批几句话，就够了。

     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并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

    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

    ”意思是，要求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

     这个批语，正是帅嘉谟梦寐以求的结论。

     南京户部接到这道文书，加了一句“候本处巡按衙门题”，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让他们酌情办理。

    与此同时，户部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特别指出：“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

    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作何议处。

    ” 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口气，但其实已经有了定论：歙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所要搞清楚的，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

     获得了户部的支持，帅嘉谟这趟进京之旅，可谓圆满结束。

    接下来，他只要赶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

    帅嘉谟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

     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丝绢”一事反应淡漠，但私下里十分重视。

    京官之中，也不乏五县籍贯者。

    帅嘉谟在京城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新安卫的讼师！没他上蹿下跳，就天下太平了。

     要不，把他干掉算了。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

    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人丁丝绢”的歙县“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

    奈何桥上，不差这一条冤魂。

     帅嘉谟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逃脱。

    具体是什么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

    但帅嘉谟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

    他压根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

     帅嘉谟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丝绢案陷入停滞——提告的苦主都没了，还怎么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这件事终于再度沉寂下去。

    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方。

     隆庆五年，毫无动静。

     隆庆六年（1572年），也毫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帝即位。

    再然后，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

    但徽州丝绢案，仍旧毫无动静。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

    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再没人提起过。

    他心灰意冷，不敢再去争辩什么。

     整个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

     可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的年初，已沉寂四年的徽州丝绢案，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震惊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