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丑、辰、未、戌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

    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1571年）为辛未，才是朝觐之年。

    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

    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吗？ 于是，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

    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绩溪县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

    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

    由教谕出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绩溪的态度——此事无关钱粮，是教育问题！ 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刀笔却暗藏机锋。

     一开头，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

    ”然后画风陡然一变，先大骂帅嘉谟“变乱国制，罔上虐下”，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嘉靖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注释】 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本县为了响应府衙的号召，今特遵照《大明会典》《徽州府志》之记载，均平赋税，补救弊政，切实缓解百姓多年之困苦，以示大人的浩荡洪恩！ 变乱国制，罔上虐下：（帅嘉谟）实乃假公济私的无耻之徒，他兴风作浪，妄图变乱国家大政，对上欺骗、蒙蔽大人，对下虐待、陷害百姓。

     骂了半天，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

    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

    但他解释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责令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

    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责任，跟其他县没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

    嘉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该歙县单独交。

    此后三十多年，也风平浪静。

    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无视组织决定，又要兴风作浪。

     杨教谕的这个辩驳，实在毫无道理。

     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

    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8780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

    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

    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没算明白这笔账。

     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是抒情。

     杨教谕动情地写道：“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

    哪里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 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

    ”意思是：您最好按照原来的做法征税，免得激起民变，这样官府和民众都方便。

     杨教谕前面那些话，都是废话，真正的文眼，恰好就在这里。

     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

    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样征税，恐怕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

     这句话非常狠，一下就击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

    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使整个徽州府大乱。

    明年就是朝觐考查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

    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切不可为。

    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

    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

     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

    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

    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

    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

    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

    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

     当事人帅嘉谟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

    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他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发现之前的呈文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

     国初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人丁丝绢”，这个没问题。

    那么，“夏税生丝”这个科目，又是怎么被改成“人丁丝绢”的呢？ 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便会浮出水面。

     帅嘉谟挽起袖子，又扑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

    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的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

     这次的调查，持续了数月之久。

    皇天不负苦心人，居然真的被帅嘉谟找到了线索： 奥妙就奥妙在征税科目上。

     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收据，上面写得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

    ”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丝绢”，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缴纳，一般默认是六县均摊。

     而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丝绢”这个科目没了。

    只有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了一个“夏税生丝”。

     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

    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

    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交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

    “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巢。

    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

    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

    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

    就这样，歙县一口气交了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帅嘉谟一拍桌子，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 这个猜测，并非凭空臆测。

     在大明府、县这两级的政府里面，具体政务的执行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指皂班、壮班、快班，合称为衙役；六房分为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与中央六部相对应。

    知府和知县是流官，干几年就会调走，但三班六房的职位往往为本地胥吏所把持。

    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熟知基层，他们又掌握着专业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