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户部的原册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

     吴琯此举，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助威。

    虽然阵势不如歙县，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徽州真的太厉害了，只是辖下两县打架，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

     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绩溪县也加入战团，同样是知县领衔。

     有了婺源县争取时间，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

    知县陈嘉策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独征生丝”上。

     帅嘉谟当初有一个质疑：徽州一共六县，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

    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大明会典》里就写明“征于宜兴县”；宁国府进贡木瓜，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

    所以如果独在歙县征收生丝，《大明会典》一定会单独写出来“征于歙县”。

     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就不必去管；淮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睢宁、赣榆两县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义县，至于丝、纱二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缴纳。

     列完这一大堆，陈嘉策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大明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

    所以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少，毫无道理。

     哦，对了，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翻箱倒柜，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

     婺源、绩溪两县打起头阵。

    到了六月十三日，休宁、祁门两县终于桴鼓相应。

     休宁的知县陈履，应该也是个学霸级的人物。

    他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兵强马壮，索性撕开那些弯弯绕绕，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 歙县“夏税生丝”补夏麦9700石，折绢4000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缴纳“人丁丝绢”8780匹。

    多交的4000多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 关于这个质疑，陈履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在乙巳改科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以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

    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

     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3斤。

    每24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是8779匹整，没有任何问题。

    （原始资料即如此。

    ） 陈履的调查成果，还不仅止于此。

     歙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 陈履考察了一下，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明德、仁礼、永丰、孝悌等几个乡里，本来是有桑园的，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

    显然，生丝是歙县特产土贡。

    在洪武十年（1377年）、二十四年（1391年），永乐十年（1412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

    到了弘治十四年（1501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但定额8779匹没有改动过。

     虽然歙县现在不养蚕，得去外地买丝，但当年它明明可以靠自产。

    朝廷征丝绢税，只可能是从歙县收。

     至于《徽州府志》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很简单，因为《徽州府志》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当然得掺私货啊！ 至于为什么在《大明会典》的记载里，只写“人丁丝绢”征于徽州府，没写独征于歙县，陈履的解释就三个字——没必要。

    会典是国家级档案，只记录到府就够了，没必要写到县这么详细。

    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根本荒唐。

     陈履的回答，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

    帅嘉谟就是当面辩论，恐怕也会感到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写得极其乏味，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

    没办法，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申文由县丞刘守德代理撰写。

     又过了一个多月，七月二十一日，姗姗来迟的黟县终于把最后一篇申文交了上去。

     前面有吴琯、陈嘉策、陈履三员大将坐镇，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得轻松多了。

    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根本扛不住呢！ 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六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

    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

     五县经过反击，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

    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

    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

    他们一打听，立刻坐不住了。

    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 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一时之间，六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

     徽州风俗一向健讼，百姓一碰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

    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没法调停这个纠纷。

    于是六县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

    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应天巡抚那儿告状，有绩溪县士民跑到应天巡按那里诉苦。

    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

    两院、兵备道的衙署门庭若市，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

     面对这种窘境，两院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

    ”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

     可结论哪儿那么容易拿出来啊？或者说，徽州府怎么敢拿出结论来啊？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连民间都争吵不休，甚至已经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

    六县民怨都在蓄积，谁敢去惹？ 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到了万历三年年底，十二月初一，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

     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丝绢”8780匹，均摊六县。

    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遂哄骗歙县先垫上。

    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改入“夏税生丝”的科目里。

    从此以后，徽州在歙县征收“夏税生丝”，向上缴纳“人丁丝绢”，瞒天过海两百年。

     对于吴琯、陈嘉策、陈履三个人的反驳，帅嘉谟却未置一词。

     徽州府拿到帅嘉谟的呈文，再次转发六县，要求合议。

    这篇转发公文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解释了原本漠然处之的徽州府为何在年初突然重启丝绢案的调查。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丝绢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头。

    从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

     原来早在年初，南京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责问徽州府，四年前让你们查勘“人丁丝绢”的事，到底查得如何了，徽州府这才想起来。

     隆庆五年，帅嘉谟进京告状，曾经成功促使户部下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

    后来帅嘉谟失踪，紧接着赶上皇上驾崩，徽州府以为上头把这事给忘了，也就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