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了。

     谁知道，时隔四年，户部突然想起来这码子事了，来文催促。

    而且这次催促的性质可不一样，文书前头写得清清楚楚：“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

    钦遵。

    抄出到部，送司。

    ” 奉圣旨？这是惊动皇上了？ 不对，万历皇帝那会儿还小，这个“奉圣旨”，其实是代表内阁的授意，搞不好是首辅张居正的想法。

     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你说徽州府慌不慌？所以从万历三年二月开始，徽州府一反常态地积极推进丝绢案的查证，而且处处偏袒歙县，结果惹出来了一场六县大辩论。

     如今吵到年底，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行到五县。

    五县立刻跳了起来，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纯粹在自说自话。

     这次五县不单干了，正式抱团，合着发了一篇《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

    他们懒得多费唇舌，核心意思就一条，即此前婺源知县吴琯的提议：“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如系六县公赋，甘派无词；如系歙县额科，乞严将帅嘉谟等正法治罪！” 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是不是，用证据说话！ 歙县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讽：“节蒙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何项钱粮相抵回文，岂各县抗违不回，延挨会计，歙苦无伸，恳恩差人守提，早赐均摊归结。

    ” 翻译一下：大人早就将通告发了下去，让各县速将各自的人丁、田亩文册都拿出来，仔细核查，看看以前的钱粮到底是怎么缴的，查明白了好回话。

    哪知他们竟如此大胆，拖拖拉拉，至今未有结果，害我们歙县有苦却无处申冤！恳请大老爷差人提档核查，早将这笔重税分摊六县，以示公平！ 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百般拖延，还好意思提查黄册的事？ 然后两边又跳起来开撕，撕得昏天黑地。

     巡按宋仪望看到这一幕，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歙民积愤已久，五县纷争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虽有偏心，无可复置私喙矣。

    ” 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时闹成什么模样，生怕酿成民乱，所以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别讲道理了，和和稀泥，赶紧把这事平了”的意味。

     上下的压力，全落在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心想，得，我过不好年，你们谁也别想过好。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星火申报，毋徒执词混扰，致碍转夺，此系至紧事理，难容延缓，如违，提究该吏不贷。

    ”要求五县把县存档案都上交，不许拖延，不许不给。

     按说这会儿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按中国人传统，有什么事过完年再说。

    现在徽州府连这个传统都不顾了，看得出来，知府是真急眼了。

     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县吴琯再一次披挂上阵。

     吴琯这一次，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死死盯住帅嘉谟的几个论点咬。

     第一，帅嘉谟说“人丁丝绢”和“夏税生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

     他算错了！ 乙巳改科，是在当年四月一日发生的。

    歙县一共亏欠9766石9斗3升6勺——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所以针对该县轻租民田3646顷，每亩额外征发四钱生丝。

    这笔赋税，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入黄册档案。

     而按照当时的折率，生丝1两折麦7升。

    歙县亏补的9766石9斗3升6勺麦子，补生丝9041斤，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

    完全对得上。

    （原始资料即如此。

    ） 吴琯还顺嘴嘲讽了一句，这事帅嘉谟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国初到现在，银钱变化太大，根本无法做参考。

    你可真外行。

     第二，帅嘉谟说，《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征收“人丁丝绢”8780匹，没说具体由哪个县交，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否则该注明是歙县独输。

     他弄错了！ 此前陈履已经举了不少反例，这次吴琯准备了更充分的“弹药”。

     浙江的“夏税丝绵”，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温、台、处三府不用缴。

    但《大明会典》里只写浙江布政司征“夏税丝绵”，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为这是《大明会典》的写作原则：在直隶，言府而不言县；在各布政司，则言省而不言府。

    如果事事注明，《大明会典》得多厚啊？ 再说帅嘉谟举的那两个例子——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宁国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那是特产贡品好吧！跟田赋有什么关系？ 第三，帅嘉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歙县亏欠夏麦的同时，其他五县也亏欠，六县亏欠的总额，恰好与“人丁丝绢”的税额对得上。

     他算错了！ 吴琯对这个疑点，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

     乙巳改科之前，歙县产麦19,632石，产米17,688石；婺源产麦8315石，产米8315石。

    次年歙县产麦亏欠的同时，婺源产麦8000石，确实亏欠300石麦，但是大米丰收了，远比8315石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自然更不需要转嫁到歙县头上。

     第四，帅嘉谟说户房的五县小吏偷偷篡改税收科目，哄骗歙县。

     吴琯对这个质疑，简单回复了一句：歙县长官又不是白痴，就算歙县长官白痴，老百姓也不傻。

    这么大的税额，都要真金白银往外掏，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的？ 说完这个，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你说徽州户房被五县小吏把持，但别忘了，现在的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可是你们歙县的。

    ”潜台词是，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岂不更会徇私喽？” 吴琯提到的这个殷正茂，来历可不简单。

    他是歙县人，当年巡抚广西，跟俞大猷联手平定了韦银豹的叛乱；总督两广军务时，击破了打着“倭寇”旗号的海寇，光复了惠州、潮州两地，可谓战功累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此时正好改擢为南京户部尚书。

     而南京户部，恰好管着丝绢之事，所以吴琯把这事挑明，是怕殷正茂会偷偷偏袒歙县。

     在文章末尾，吴琯又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揭帖的要求：尽快查询洪武十四年的册籍，搞清楚怎么回事。

     两天以后，帅嘉谟没回复，反而是歙县知县姚学闵拍马而至。

     不过这回他没有大马金刀地跟吴琯力拼，反而施展出了缠斗功夫，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歙县的税负，实在是太重了。

    大老爷请看，徽州的四司银16,212两，歙县要负担5361两，其他五县共负10,851两。

    砖料银708两，歙县负担234两，其他五县共负473两。

    军需银12,215两，歙县负担4032两，其他五县共负8183两。

    这些都属于正税之外的杂税，歙县负担了徽州的三分之一，沉重无比。

    你们怎么忍心把‘人丁丝绢’又砸在我们头上？”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从道理这个层面，胜负的天平开始倾向五县。

    吴琯的犀利攻势，几乎击溃了歙县的每一个论点，让姚学闵不得不采取守势，不再正面搏杀，改打感情牌。

     不过事情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

    在申文结尾，姚学闵也同意，应该尽快调查黄册，找到原始记录。

     这份申文，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

    没办法，发出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了，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有什么事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 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大年。

    一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的二月，祁门、绩溪、休宁、黟县才相继回复。

    他们的态度很鲜明，支持婺源县的意见，催促尽快开查黄册。

     与此同时，五县又扔出一条更具爆炸力的证据。

     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合编了一部《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

    这篇呈词很枯燥，但是相当有杀伤力。

    里面是每一县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