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忙准备了一份揭帖，上书徽州府，语气恳切地解释说五县并不打算闹事，只是被逼太甚，民心不稳而已，外头传言什么遮道殴打、竖激变旗什么的，都是谣言，我们跟舒推事感情好着呢！ 他的文笔颇佳，一边解释，一边还不忘告状：“今各县愤激，事实至此，衅孽始萌，犹可杜息。

    其指斥之实，惟知切齿于殷门；其号呼之状，惟欲求申于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于君父。

    ” 三个排比，层层推进，既把暴乱这件事洗得干干净净，又指出乱源在于殷正茂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反奸臣不反皇上，是大大的忠臣。

     有他带头，其他几县也纷纷上书，调门一致降低，都态度恳切地表示：小民只是惊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爷把丝绢税改回去，我们都是顺民。

     乡宦们的呼吁，让民间的热度慢慢降了下去，然后朝廷的脾气就上来了。

     七月二十日，这次不是兵备道，而是更上一级的巡抚都院气势汹汹地发出安民告示。

    这次的口气截然不同，没有含糊地称“五县”或“六县”，而是直接点了休、婺、祁、黟、绩五县的名，杀气腾腾地表示： “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决不姑息。

    ” 耐人寻味的是，与这份安民告示一并送达徽州府的，居然还有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公文。

     在这份公文里，逮捕帅嘉谟的理由特别值得一读：“以歙县津贴之费，输纳冠带，夸张梓里，以致五县居民愤恚不平，哄然群聚。

    ”你这是诈骗歙县百姓的公款，去给自己买冠带荣誉，还到处显摆，这才导致了五县民众闹事。

     这些钱有多少呢？一共四十两。

     看得出来，上头为了尽快平复乱局，只能拿帅嘉谟的人头来安抚五县民众了。

    你没罪，也得挑出点罪过来——可是，帅嘉谟一手促成丝绢税改革，这个立场是经过圣旨确认的，从这里实在挑不出毛病。

    兵备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乱找了个理由，说他挪用公款买冠带。

     谁让你小子到处显摆，惹出这么大乱子，不收拾你收拾谁！ 于是，这位一心为歙县谋利益的英雄，稀里糊涂地以诈骗罪进了监狱。

     当然，帅嘉谟在牢里并不寂寞，因为没过几天，巡抚都院发出数份公文，点了五县里闹事的一群首恶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文烈、何似、吴大江、程时鸣等几人都在名单里，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随着这些责任人的入狱，以及各级政府的强力弹压，加上当地乡宦拼命安抚劝说，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徽州之乱，总算逐渐恢复了平静。

     可无论是抚、按两院还是徽州府，心里都明白，此时的平静是暂时的。

    暴乱的根源在于丝绢税，这个不解决，始终是个隐患。

     因此他们也纷纷上书户部，表示这个丝绢税的改革，虽然是圣上批准过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此时徽州之乱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当地，两京官场都有震动。

    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湖广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户科都给事中石应岳纷纷上本，说徽州大乱肇始于丝绢税的改制，可见此事还需要仔细斟酌。

    户部尚书殷正茂身为歙县人，即使没有偏袒之心，也该避嫌，这次出事他也有责任。

     其实他们对于徽州丝绢案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在弹章里只是几句话寥寥带过。

    他们担心的是，此事持续下去，会让整个江南都变得不稳定，这才是关乎利害之处。

    所以说，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根本不重要，赶紧把这事平息才是真的，正如彭应时弹章里说的：“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

    ” 【注释】 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圣上万万不可犹犹豫豫、模棱两可啊！恳请圣上裁断是非，以正视听，杜绝此类争端，但愿能永保地方太平无事！ 在重重压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书谢罪请辞，不过并未得到批准。

     他户部尚书的位子暂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众的意见都太大了。

    丝绢税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

    哪怕已经有了圣旨，也得改。

     只不过，皇上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

    这脸，不能让皇上丢。

    所以朝廷给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这么说的：“虽令由钦定，始有专擅之情，事属乡邦，不免有可疑之迹。

    ”意思是，圣旨虽然钦定了丝绢税的改革，但你们在具体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迹，大概是主事官员的籍贯落人口实了吧。

     朝廷定的调子是对的，是底下的人给唱歪了。

    谁唱歪的呢？到底还是让歙县出身的殷正茂背了这口黑锅。

     上头既然同意修改丝绢方案，下面各路官员便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议。

    万历五年十二月，丝绢税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终于出炉。

     这个方案与原来相比，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对五县多让了一步。

     歙县丝绢税不变，减免的均平银数额，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由五县均摊。

     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白银的丝绢税，实际上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

     五县民众这次没敢再闹民变，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你当这是菜市场讨价还价？一块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体统了。

    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 负担就是负担，一分银子也是负担！ 老百姓闹了这么久，早就轻车熟路。

    抗议申文和请愿书化为无数雪花，纷纷飞向各级衙门。

    官员们面面相觑，还能怎么办？继续再议吧！议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这一议，就将近一年。

    一直到了万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总算硬着头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豁免五县均平方案》。

     此方案对歙县来说，没什么太大变化。

    丝绢税照旧，减免的均平银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

     而这2530两，并不会摊派到五县头上。

     在隆庆六年，户、礼、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价银，减免了一部分，一直留在府账上。

    同时还有一笔军需银，每年都会剩点结余。

    徽州府每年从这两项合计抽走1950两，替五县补进均平银里，诸县再均摊50两，一共是2000两整。

    如果以后每年军需银的结余不足，则从五县征派补足。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等于是徽州府把这笔税扛下来了。

     这样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不要忘了，这个税是每年都交的。

    徽州府料价银是隆庆六年的减免所得，数量只会减少，早晚用光；而军需银结余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万一是负数，那么这笔钱，还得让五县来承担。

     换句话说，这2000两银子的来源，是不稳定的。

     前面三个方案，是横向朝三暮四，让丝绢税在六县之间来回腾挪；这第四个方案，却是纵向朝三暮四，按时间轴来的。

    五县初期可能交得少，可随着时间推移，几乎可以肯定会逐年增多，最后回到原来的水平。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对歙县来说，减免均平银的数量是2530两。

    而从料价银、军需银和诸县分摊中抽走的，是2000两。

     还有530两无法冲抵，账不平啊。

     歙县和五县已经打滚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线，让谁多扛一分，估计都得爆炸。

     要么，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从其他科目里进行调配？ 一般的调配，是不成的。

    因为你这里减交，那里就要多交，算来算去，总有一个科目要吃亏。

    一干能吏高官，就为这区区五百多两银子愁眉不展。

     这时，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这个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让它吃亏，岂不就正好两便吗？ 什么？怎么还有不合理的税收科目？ 有哇，两个字：协济。

     所谓协济，是指当一处官府出现资金紧张时，由上级出面协调，组织临近州府进行援助。

    这种援助一般来说都是临时性质的。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为了防备倭寇，徽州府协济苏州、松江海防16,000两银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了巩固长江防御，徽州府协济镇江驻军1300两银子；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载圳前往封国，徽州府协济池州10,000两，用于迎接仪仗开销。

     这些大的协济，都是因事而起，事完了，钱就不用给了。

    可还有一些琐碎的小协济，虽属临时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规，变成一项长期性的税负。

    这是大明税制的一个特点，很多科目因循成例，轻易更改不得，日积月累，形成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链条。

     这些琐碎协济，往往与军事密切相关。

    因为军方的驻屯调动，不依行政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