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而行，经常跨数府数县。

    比如兵备道副使冯叔吉这个“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备”的头衔，就是依长江而备，跨越六府。

    若想寻求地方支援粮饷，非得靠徽宁兵备道来协调。

     因此，兵备道对各地的协济情况掌握得最全面。

     按照那位官员的建议，请兵备道出面，清查一下协济费用，看哪一项有不合理之处，取消便是。

     兵备道也想尽快从这个泥沼里脱身。

    于是在副使冯叔吉的授意下，兵备道清查了一遍账簿，很快从中挑选出一个科目：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

     这个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

     金衢道全称是领金华、衢州、严州兵备道，它的驻地在衢州府，和徽州府没什么关系。

    徽州为什么要给它兵饷？而且这笔银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里明明是徽宁兵备道的驻地。

     明明是徽州协济金衢道的费用，却要送去徽宁道的池州，这账目流向也太乱了吧？ 仔细一查，原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了防倭，朝廷设立了应天兵备副使，统一协调包括徽州在内的长江防务。

    到了四十一年（1562年），这个机构被裁撤，却没有下家来接盘。

    徽州府在那段时间，处于没有驻军保护的空白期。

     本来朝廷觉得倭寇气焰不复往日，徽州地处内陆安全得很，这事不用着急处理。

    没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徽州突然闹了一次矿上骚乱。

    一群来自金华的矿工化身流贼，冲入婺源县大掠一番，徽州六县为之震动。

     当时的应天巡抚刘畿手里无兵可派，遂移文邻近的金衢道，希望他们就近协防。

    协防需要兵饷，这笔钱自然得是徽州府出。

    于是徽州府专门安排了一笔兵饷，每年解送衢州。

     后来到了隆庆六年，朝廷设立了徽宁兵备道，把徽州防务从金衢道接回来。

    按说这笔饷银该随之转过来，相应科目名称也要修改，可徽宁兵备道打起了小算盘，觉得可以从中渔利。

     首先，徽宁兵备道先从徽州府征收一笔兵饷银，于情于理这都是应该的，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徽宁兵备道给金衢道移文，说徽州防务我们接手了，兵饷银以后归本道所用。

    金衢道觉得这也合理，办了移交手续。

     最关键的手法来了：徽宁兵备道并没告诉徽州府，兵饷发生了转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协济金衢道兵饷银”中间加上“解池州府”四个字，意思是，以后你们交给金衢道的兵饷银，送到池州来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没觉察这个小手段，还觉得挺高兴。

    因为解送兵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这么一改“解池州府”，我们还省了一笔运输费呢。

    阖府上下，都赞颂兵备老爷体恤民情。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名义上一笔给金衢道，一笔给徽宁道。

    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这两笔银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宁道手里。

     说白了，这算重复征税。

     有人也许有疑问，交两次钱，徽州府难道傻吗？ 奥妙就奥妙在这儿了。

    从徽州府的财务角度来看，这是两笔不同的支出，一项是给外地驻军，一项是给本地驻军。

    如果不知道“协济金衢道”的前因后果，根本看不出两项其实是同一项。

     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

    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

    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纳“协济金衢道兵饷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

    既然没人通知取消，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也没人追究它是怎么产生的。

    那笔丝绢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歙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年吗？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

    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了。

     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实在是负担太重，不堪承受。

    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 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税收，负担就更大了。

    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

    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税赋，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会翻一倍。

     就这样，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附加成本随之提高，效率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间。

    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烦琐、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

    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里被消耗了。

     长此以往，地方民怨沸腾，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就是调控失灵，天下大乱。

     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

     大明灭亡的原因，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咱们书归正传。

     前面说了，“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这笔税银，本身并不合理。

    徽宁兵备道一直很担心，万一又碰到一个类似帅嘉谟这种爱较真的人，说不定会再起波澜。

    这一次既然有人提议，兵备道索性顺水推舟表示，为了徽州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吃点亏，从这笔兵饷银里抽出530两来，把最后的亏空补上吧。

     这笔原本是重复征收的税，就这么巧妙地被洗白了。

     兵备道高风亮节，解决了最后的问题，诸位官员看到了成功的曙光，连忙又经过一轮讨论，做了一点微调，使之更加完备： 减免料价银的库存有限，不能支撑逐年抽调，直接并入军需银。

     五县额外负担的那50两也算了，省得他们啰唆，直接也并入解池州府兵饷银。

     于是，在万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炉了。

     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2530两。

    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集妥协、折中之大成，把负担压力分散到歙县、徽州府、兵备道等诸多方面。

    这样一来，歙县少交了2000多两银子，心满意足；五县一点负担不用加，也心满意足；徽州府和兵备道略吃了点亏，但消弭了一场大乱，杜绝隐患，也合算。

     对朝廷来说，一则上交的税款并不短少，二则趁机清理冗税杂役，统一钱粮，对一条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这个方案真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难怪执笔者得意地称其为“共免两全法”。

     这一次，上上下下俱松了一口气。

    兵备道赶紧发布大字榜，通告六县新的税制，并得意扬扬地宣布：“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册，永为定规。

    ” 我相信，在张榜公布的一瞬间，这几个字轰然化为斗大的金黄色大字，配着恢宏的音乐，在徽州官场大小官员脑海中旋转。

    他们此时一定百感交集，涕泪交加。

     不容易啊，这一场肇始于隆庆四年的大纷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先后五版解决方案，至万历七年终于彻底消弭。

    中间多少波折，多少折腾，总算熬过去了。

     尘埃落定，生活还得继续。

     让歙县人感到高兴的是，旷日持久的丝绢纷争，把各种细节、征派原理都讨论得很透彻，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脚，反而会主动找别的税目设法再减免一点。

    这时又赶上了朝廷推行一条鞭法，所以歙县所承担的人丁丝绢，不必全以实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银或折色折银，不必先卖粮食再买丝了，无形中又少了一层负担。

     据学者考证，万历七年之后，歙县真正实交的人丁丝绢税，其实只有额定的七成。

     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学霸帅嘉谟所赐。

     而帅嘉谟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