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一下到底有多少灰户、多少灰窑、对山体伤害有多大。

    更重要的是，得查清楚，烧灰和科举不顺之间有多大相关性。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

    烧灰之举早已存在，而前几届婺源科场表现很好，直到最近两届才连续失利。

    两者之间的因果似乎牵强了点……就算真要禁绝，也得给个差不多的理由才行，不然何以服众？ 于是程世法肩负着阖县父老的重任，在万历三十二年二月初十再次进山。

     这次他是奉官命前往，除了有俞起震、程元震两个同学陪同，还有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都长、里长、里老人等当地负责人跟随。

     程世法在这一次的调查中发现，情况比他先前了解的还要糟糕。

    比如船槽岭上本来有日月双山，左脉为月山，又名寨山，右脉为日山，又叫蓬头山。

    经过灰户们的不懈努力，月山几乎被凿成平地，日山也岌岌可危。

    附近的文笔峰干脆被折了一半，只有峰下的砚池尚存。

     更有甚者，居然在船槽岭的龙脊之上用火药炸山，以便获取石料，炸得龙脊千疮百孔。

     程世法细细询问了一下，发现灰户多是当地居民。

    他拿出官府和乡宦们的文告，警告乡民们不得继续伤害龙脉，否则婺源要倒大霉。

    乡民们的反应却不甚积极。

    脾气好的，找理由说石灰是自家种田用的；脾气不好的，比如严田一带的村民，气势汹汹地回答关你什么事，气得程世法直骂他们是顽民。

     调查结束后，程世法回报谭知县：灰户规模很大，龙脉状况堪忧。

    至于村民们讲的“种田自用”，程世法认为这纯属扯淡，婺源植被茂盛，种田用草木灰足够了，哪儿用得了那么多石灰？这些顽民不去老老实实经营本业，为了牟利而瞎找借口。

     说实话，村民们说“种田自用”，固然是借口，但程世法这个说法，也有点何不食肉糜。

     婺源这个地方，县志里记载其形势：“山踞八九，水与土逼处其间，才一二耳。

    ”也就是说垦殖率仅有10%—20%。

    婺源居民如果单纯务农，情况会很凄惨。

    当地乡绅余懋衡在《北乡富敬堂记》里如此描述：“民终岁勤动，竭土之毛，自供赋徭外，所余不支数日之需。

    ” 农民靠种田几乎活不了，那只能自谋生路。

    而婺源县的几项主要营生——茶叶、木材、徽墨、白土等，都被婺源大族垄断，普通百姓别无选择，不去烧灰怎么活？ 程世法出身于湘公程氏，自然从大族立场去看待问题。

    反正自家是做生意的，农民收成如何，哪里及得上龙脉存亡重要。

     谭昌言久为父母官，对基层情况心知肚明。

    不过他想要的，不是烧灰的实情，而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封禁理由，来证明龙脉和科场的关系。

     没想到程世法连这个理由也准备好了。

     婺源烧灰业是何时开始的呢？程世法打听到了一个确切的时间——嘉靖四十三年。

    在这一年，婺源有程姓与胡姓两户人家跑到船槽岭下，开窑烧灰，很快其他居民也纷纷跑来效仿，一时间凿遍了龙峡正干与左右支脉。

     婺源的老人们一听“嘉靖四十三年”这个时间，无不眼皮一跳。

     嘉靖四十三年，对婺源来说绝对是记忆深刻的一年。

    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百余名来自处州、衢州、金华等地的造反矿工杀入婺源境内，四处为盗。

     矿工在那个时代是最有战斗力的群体，身强力壮，纪律性强，又吃得起苦。

    就连戚继光招募戚家军，都要从矿工里选拔，可想而知这支流贼有多凶悍。

    一百名矿工，战斗力恐怕相当于千人的地方团练。

     婺源小小一县，完全束手无策，只好任凭这伙流贼四处烧杀抢掠。

    这些矿工后来和其他流贼合伙，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的婺源知县忍无可忍，派兵去围剿，反被击溃。

    流贼们杀至县城弦高镇，打死一个指挥，又焚烧北门突入，恣意劫掠，整个县城化为一片废墟，整个徽州为之哗然。

     后来还是徽州府从金衢道借兵围剿，才算是将其扑灭。

    这次寇乱持续了两年之久，给婺源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

    （徽州府借兵这事，还牵涉另外一起公案，请看《徽州丝绢案始末》。

    ） 程、胡两家开挖船槽岭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发了寇乱。

    龙脉一损，立刻给婺源带来了血光兵灾，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显吗？ 程世法还特别指出，自从开挖船槽岭，婺源境内灾害频频，有兵燹、飞蝗、久旱、洪涝，甚至还赶上两次山体滑坡。

    可见船槽岭的龙脉不只关乎县学文气，还与整个婺源的气数密切相关。

     其实在船槽岭烧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灾难一样不少。

    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后所有的坏事，都说成龙脉被毁的结果，一项一项排比开列，听上去确实挺耸人听闻。

     这么一说，龙脉安危不只影响科场成败，还攸关整个婺源县的福祸，那些对科举不大感兴趣的百姓，必然也会为此紧张起来。

    有这么一个理由，就足可以争取到足够的舆论支持，让官府直接宣布保龙禁灰了。

     不过知县谭昌言没有立刻从谏如流。

    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

    身为本县主官，谭昌言考虑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稳定。

     禁绝灰户们烧灰简单，但他们一旦生计断绝，就会聚众闹事，甚至沦为流贼。

    万一酿成嘉靖四十三年那种暴乱，从老百姓到官员都要倒霉。

    一个负责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时，一定会准备好相应的疏导方案，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却不去想后续应对措施，那叫顾头不顾腚。

     因此婺源官方在下达禁令之前，还得给灰户们留出一条活路来。

     这条活路，谭昌言早已经想好了——官赎。

     船槽岭一带有很多私地，张家占了这个山头，李家占了那个山头。

    那些山民持有地契，都是合法私产。

    根据程世法的调研，灰户们之所以如此大胆肆意，正是因为灰窑都设在私人山地内，自家地盘，我想挖啥谁也管不着。

     而官赎的做法是：由婺源县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赎买山民们的地契，把船槽岭附近散碎的私地变成一整块官地，这样官府实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顺了。

    而灰户们卖地换得银钱，去买田也罢，去跑商帮也罢，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闹了。

     至于买山的经费来源，也不是问题。

     这笔回购费用，叫作“捐俸”，名义上是谭知县感念民众贫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

    其实一个知县一年俸禄才九十石米，根本不够。

    谭昌言只是做出一个表率，真正出大头的，是婺源当地的大族乡宦们。

     这是明代一个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灾年，常有知县、知府带头捐俸，赈济灾民，当地士绅“感于”义举——或者叫迫于压力——也会纷纷捐银输粮。

     在婺源县看来，你们有钱人既然想保龙脉，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

     谭昌言是个谨慎的人，他觉得需要给灰户那边也提前通个气，留点缓冲期。

    于是谭知县委托程世法二次进山勘探，给那些灰户开了个吹风会，说官府准备购买你们手里的地契。

     程世法很快回报，灰户们的反应很积极，无不“欢呼祝颂，乐为还结，慕义愿输”。

     摸清楚各方面的反应，谭昌言心里有底了。

    万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婺源县正式发布了一份保龙公告。

     在这份公告里，官府划定了一个范围：从船槽岭顶东连大岩外至通天窍、水星、狮山、月山、象山、土星一带，以及西连小船槽岭外至朱林、洪李、日山、龙山，四面前后上下山顶山脚石坦，并水岩山、通岩洞、石城山、重台石一带，皆划入婺源龙脉保护区，不许任何人入山开伐。

     图二·2《县治学宫来龙总图》 为了让禁令更有震慑力，公告里还特意点了船槽岭附近八位里约、七户山林业主以及六家灰户的名字，要把责任落实到户。

    公告里语气严厉地警告说： “如有仍前至所禁内挖凿取石，起窑烧灰，并肩挑船载等情，许地方里派约保即时指名呈来，以凭拿竟。

    定以强占山场，一律坐罪。

    如里约地方容隐不举者，一并究治，绝不轻贷。

    ” 接下来，公告里给出了官赎方案，催促各山的业户尽快拿出地契，去婺源衙门办理赎买手续，还规定了奖惩措施，先来的另外有奖励，不来的要查究到底。

     这时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如果船槽岭封了山，那么婺源县本身对石灰的需求该怎么解决？总不能坐守石灰宝藏，去外地另买吧？ 这种情况，公告也考虑到了，特意另行划定了一个范围：“地方做墙，自有涌山、石壁、岩前、甲路等灰。

    ”那一带的山岭也是石灰岩质地，但远离龙脉，想烧去那边烧好了。

    可见婺源官方设计出的这个方案，当真是滴水不漏。

     在公告的最后，谭昌言还不忘强调一句：“各宜体谅，毋得故犯。

    ”这一句“各宜体谅”，可算是把婺源知县的苦涩给点出来了。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

    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

    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

    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这个办法试运行了一年，谭知县觉得成效不差，于是将整个保龙方案上报给徽州府申详。

     这个申详，是公文术语，意思是向上级详细汇报，以便让高层及时掌握情况。

    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婺源知县提出的“禁绝烧灰”只是一条临时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认可，才能形成一项永久地方法规。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四月二十四日，申详正式提交徽州府，由知县谭昌言、县丞马孟复联合署名。

    正文里别的话没多说，只是反复强调了龙脉毁伤对科场的影响：“迩来秋闱不振，士子多抱璧之悲。

    倘日后正脉尽颓，学宫有泣月之虑……厘革系通邑公情，盛衰关学校大事。

    ” 【注释】 迩来秋闱不振，士子多抱璧之悲。

    倘日后正脉尽颓，学宫有泣月之虑……厘革系通邑公情，盛衰关学校大事：我县近年来在乡试中的表现总是不尽如人意，士子个个才高八斗，一到考试就发挥失常、名落孙山，真可惜啊真可惜！倘若日后龙脉彻底崩塌了，我县的科举成绩还有啥盼头呢？恐怕只有独自对月哭泣的份了！（所以，不能再等了。

    ）必须整顿改革，禁绝烧灰，保住龙脉，这是我县所有老百姓的期盼，是关乎科举兴衰的头等大事！ 从府一级的视角，最为看重的地方上的两项宏观数据一个是税赋，一个是科举。

    前者关乎钱粮，后者关乎官场。

    婺源县的官员反反复复强调“秋闱不振”“县学盛衰”，正因为这是徽州府最关心的痛点。

     果然，此事上报之后，引起了徽州知府梁应泽的高度重视。

    不过他也很谨慎，没有大笔一挥表示同意，而是回了一封信给婺源县。

     在回文中，梁应泽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此岭来脉自何山？其峰高若干？呈中崩洪、日、月、文笔、砚池各何所指？坐落何方向？何都图？离县学远近若何？当地之民何以不遵？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 这些问题问得如此详细，说明徽州府并不完全信任婺源县的保龙报告，要看更具体的数据。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虽然知县是知府的下属，可他的任免权在吏部，两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统一。

    知县为了一己私利，瞒报蒙骗知府的事，在明代屡见不鲜。

     梁应泽看得出来，“禁绝烧灰”这事牵涉重大，光是婺源一篇申详没法让他放心。

    尤其是，婺源县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他不得不把话挑明了问。

     这个细节，就是徽州府回文的最后一个问题：“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是不是有当地的土豪劣绅在背后指使老百姓烧灰？ 梁应泽老于治政，一问就问到了关键。

    婺源县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说是愚民毁山，但区区几个愚民，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又怎么会搞得这么大？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船槽岭下的每一户灰户都是自己开窑，自己凿山，自己烧灰，烧完灰以后自己再挑出山区运到清华镇去卖，成本会高到无利可图。

    别说“白粉”了，就是真正的白粉都不会让生产者自己去管渠道分发的事。

     用现在的话说，个体户烧灰加卖灰，这个营利模式有问题。

     《金陵琐事》里讲过一件真事。

    有一个叫陆二的人，以贩卖灯草为生。

    万历二十八年，他带了一船灯草往来吴中，被沿途税卡征税。

    一船灯草只值八两，可陆二光是交税就交了四两。

    眼看往前又有税卡，陆二一气之下，把灯草搬下船，上岸一把火烧了。

     石灰和灯草一样属于量大价贱的商品，真要灰户自己去贩卖，只怕和陆二一样直接被关税抽死。

     只有产量上了规模，成本才能降下来。

    因此灰户的上头，肯定存在着一级中间商，一头在船槽岭统一收购，一头统一运输到清华镇销售。

     这个中间商，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他既得有庞大的经济实力，也得在地方上有足够的影响力——说得直白点吧，灰户背后一定有婺源县的豪强或商帮在支持；说得更直白一点，搞不好整个烧灰产业就是这些人投资的，灰户只是为他们打工的佃户罢了。

     这些事情不说明白，梁应泽怎么敢随便批准呢？ 谭昌言接到徽州府的回文，读明白了上司的顾虑。

    他立刻着手回复一文，详尽地解释了整个船槽岭的来龙去脉、诸峰形貌等等，还附了两张图。

     关于梁知府询问的运营模式问题，谭昌言拍着胸脯表示：“愚民窥利不已，虽无豪势之主使，实同顽梗之故违。

    ”意思是，这些灰户背后没什么人，单纯的刁民罢了。

    他还特意强调说，这并非婺源县自作主张，而是诸多有力乡贤上书请求的结果。

     既然有力乡贤都主张禁绝，那么灰户背后就算有人支持，也不是什么大佬，否则早跳出来反对了。

    您就尽管放心吧。

     这封呈文还没顾上发出去，婺源县就出事了…… 本来在婺源县和徽州府文书往复期间，县衙已经开始了官赎工作。

    县丞马孟复亲自督战，一个一个村子走过去，先后已有三个业主过来卖了地契。

    可没想到，马孟复一到长林，就被当地村民给围住了。

     长林位于清华镇西南方向的马鞍山南麓，村子里多姓程。

    这里本叫长霖，取意“贤名济世，霖泽乡里”，后来误传为长林。

    它的位置，恰好在船槽岭龙脉的中段，受禁令的影响最大。

    他们对马孟复极不客气，聚众围堵，强烈抗议，要求知县取消成命。

     这个消息要是传到徽州府耳中，婺源县肯定要吃挂落。

    谭知县擦擦冷汗，赶紧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开始他以为这些愚民贪婪牟利，可再仔细一打听，人家聪明得很，知道龙脉这个话题不能碰，他们抗议的，是灰税的问题。

     开采船槽岭上的石灰矿，是需要缴税的，谓之灰税。

    长林人说，现在要我们停止开采，可又不取消灰税，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开矿收税，不开矿不收税，这诉求挺合理的啊，可为什么婺源县的公告里没提取消的事，难道是知县大人给忘了？ 还真不是。

    知县大人如今也是满嘴苦涩，这个灰税啊，还真是个麻烦事。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

     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

    可一来，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来，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跟朝廷财政无关。

     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

     单说开矿吧，它的收入主要来自金、银等贵金属矿场。

    但公公们贪心不足，觉得涵盖范围太窄，自作主张，又想开水银、煤炭、朱砂、石灰等矿。

    可是公公们人手不够，顾不过来，怎么办呢？简单，直接针对民间已有的各类矿场征税就得了。

     这种税如附骨之疽，沾上就脱不开。

    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按照三成比例缴税。

    挖了一个月，矿藏见底了，那税还交吗？还得交！那矿已经挖空了怎么办？不管，只要官府的矿场税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