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程元凤等先贤，一半留给杨干院。

     这有点莫名其妙了。

    程元凤是罗鼐的岳父，在建立杨干院的过程中出了大力气，但也不至于把罗家祖宗搬走，祭一个外人吧？ 詹宽这么判决，也是有原因的。

    在大明朝，你家的祖先，可不是随便就能立祠堂祭祀的。

    《大明集礼》有明文规定：“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

    ”也就是说，你的先祖甭管哪一朝的，没有官身的话，他没资格享受立祠祭祀的待遇，子孙只能把牌位摆自己家里拜拜。

     试想，如果无论什么人的祖先，都可以立祠祭祀，岂不是大明满地都是祠堂？ 罗秋隐在唐代是庶民，所以詹宽认为杨干院里的罗秋隐坟和墓祠，算是淫祠，理应禁绝。

    相比之下，为罗家写碑文的程元凤，是大宋堂堂右丞相，詹宽觉得与其祭罗，还不如祭程呢。

     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

    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当然，詹巡按对杨干院也没什么好脸色。

    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过一道《归并令》，要求天下寺院要进行归并，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还得是归并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

     虽然杨干院属于老寺，但佛殿里的佛像却是新修的，也算“迹类淫祠”。

    詹宽援引《归并令》，要求他们必须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产。

     法椿没想到，眼看见到成功的曙光，却惹出这么一位一身正气、两不偏帮的大神。

    判词里有一句“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正是法椿梦寐以求的结果，可以彻底把罗氏一族赶出杨干院——只是代价实在太大，半座寺庙没了。

     除了祖坟之事，还有九位排年涉及贿赂之事等着处理。

     詹宽也懒得仔细分辨，给罗显、法椿以及九个排年统统判了杖、徒之刑。

    好在这些刑罚很快得到了赦免，因为正赶上八月份嘉靖皇帝生了个儿子，起名为朱载基，大赦天下——他们的运气是真不错，赶上了好时候，若是晚两个月判，结果恐怕会大不相同，因为朱载基出生不到两个月就夭折了。

     至于是谁贿赂九位排年的，到底也没查清楚，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应天巡按察院行了一道公文给徽州府，责成他们按照判决书，尽快去杨干院平坟拆寺。

    徽州府收到一看，这道公文上还有巡抚都御史陈轼批示的“照巡按衙门批详施行”，立刻明白，两院已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其实陈轼在徽州同知李邦审结之后，也批示过同意。

    现在他再同意詹宽的判决，有点打自己的脸。

    可陈轼也没办法，巡按虽然比巡抚品级低，可毕竟不在一条行政线上，真要在司法领域顶起牛来，巡抚也得让巡按三分。

     有了两院督促，徽州府不敢怠慢，派了一个姓张的通判在杨干院压阵，把罗秋隐的坟墓第二次铲平。

    然后，他们将佛殿拆毁，只留下观音堂供僧人们礼佛。

     法椿和罗显看着这一切，百感交集。

    两人从嘉靖七年斗到嘉靖十二年，却是这么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面对这一结局，法椿大概是放弃了，而罗显却在一年之后，重新振作起来。

     因为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真相。

     在郑来保被殴死的那一夜，杨干寺的和尚坚称有佛圆、能霓两个僧人被罗家殴死，但一直不见尸首；后来休宁、黟县两县断案时，认定两人病故；再后来池州府断案，法椿又拿这两个和尚说事，指控是罗禄所杀，后被詹巡按证实子虚乌有。

     那么这两个人到底去哪儿了呢？罗显自己也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还记得法椿的来历吗？他本是休宁县的绝户长子，逃户至杨干院被佛海收留，偷偷入了僧籍。

    休宁县曾经找上门来，要他回去落户，不知为何没有追究到底。

     罗显找到的真相是：佛圆、能霓多年前就死了，杨干院却一直在虚造僧籍，让他们活在册籍里。

    休宁县给杨干院发来文书，要求法椿还俗回去落户，法椿或佛海便买通了休宁县的一位里老郑彦儒，把佛圆、能霓其中一人的僧籍销掉，伪托还俗，虚落在郑彦儒的里册中。

    一人逃出，一人回籍，账面上做平，足可以给休宁县一个交代。

     经过这么一番运作，死和尚进了活人籍，法椿便把身份洗脱出来。

     这次与罗氏对决，法椿故技重施，让佛圆、能霓两位劳模再“死”一次，借此诬陷罗氏。

     罗显认为这是一条绝好的证据，凭它一定可以扳倒法椿！他抖擞起精神，打算继续上告，可写完状书却发现，无路可走了。

     此案最后一次是巡按御史詹宽亲自审结，巡抚都御史陈轼附署，可以视为终审判决。

    罗显想要上诉，地方上已经找不到比两院更高的司法机构了。

    此路不通。

     等一下。

     地方上没有，那么京城呢？ 京城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还有一厂一卫，还有阁老们，再往上……还有皇上嘛。

     罗显冒出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要不咱们上访去吧！ 上京告御状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

    汉称“诣阙”，唐有“投匦状”“邀车驾”，宋叫“诣台省”，清称“京控”。

    在大明朝，上访有个专门的术语，叫作“京诉”。

     越级诉讼已经很犯忌讳，京诉更是敏感至极。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经给老百姓颁发大诰，头顶大诰可以直接进京喊冤。

    不过很快“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

    从此以后，大明历任皇帝对京诉格外谨慎。

    民众可以上访，但甭管申诉事实是真是假，上访者都得被问罪。

     好在徽州府有健讼传统，百姓法律意识和常识都很丰富。

    罗显和罗氏一族研究半天，在大明律里查到这么一条： “各处军民奏诉冤枉事情，若曾经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问理……令家人抱赍奏告者，免其问罪，给引照回。

    ” 就是说，如果上访的案子曾被巡按御史或者布政史司、按察史司受理过，那么上访者可以免罪。

    这在法理上说得通，因为被这三处衙门拒绝之后，百姓没有能再上诉的地方了，只能上京。

     罗显这个高兴。

    杨干院这个案子，终审正是巡按判的，完全符合这个规定。

    可没高兴多久，他发现这条规定还有个适用范围： “军役户婚田土等项干己事情，曾经上司断结不明，或亲身及令家人老幼妇女抱赍奏告者，各问罪，给引照回，奏词转行原籍官司，候人到提问。

    ” 朝廷日理万机，不能什么鸡毛蒜皮的上访案子都接。

    如果你是涉及大逆或人命之事，适用于刚才那条免罪的规定；如果你上访是为了田产婚姻户籍之类的，对不起，一样问罪，还得打回原籍。

     杨干院这个案子，核心纠纷是罗家祖坟的位置，归到田土一类，自然不能免罪。

     得，空欢喜一场。

     顺便说一个无关的趣事，大明律有时候挺地域黑的。

    在《弘治问刑条例》里有一条关于“京诉”的规定：“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

    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

    奏告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

    ”特别指明江西人做生意打官司的，不许上访，否则问罪不说，还不予立案。

     为什么这么黑人家？早在朱元璋的《教民榜文》里已有揭示：“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

    ”不是不接你们的案子，实在是你们太喜欢打官司了，屁大点事也跑来京城上访，朝廷实在忙不过来啊…… 书归正传。

     罗家人研究了半天，发现无论如何得牺牲一人，才能把上访这事完成。

    罗显年纪大了，一定扛不住牢狱之灾，法律上也不允许老人京诉，得派个身强力壮抗打的年轻人去京城。

    最后罗显的侄子罗兴站出来，毅然决然地说我去吧。

     于是罗显精心准备了一份状书，将整个纷争的前因后果、证据辩驳详细地写下来，最后还附了法椿虚造户口、改换身籍的新犯罪事实。

     罗兴揣着这份状纸，从歙县千里迢迢朝着京城而去。

    时年嘉靖十四年新年。

     寻常百姓看惯了戏文，以为告御状就是望见皇帝车仗，高举状纸，大喊一声冤枉啊，迎头一拦。

     其实这么做的风险极高。

    且不说你往前一冲，有很大概率会被护卫直接打死，就算侥幸未死，《大明律·兵律·宫卫》对于这种拦御驾的行为也有严厉规定：“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

    ” 其他性质的京诉，最多是杖刑或者徒刑，这种就直接绞刑了。

     那我不去找皇上，直接在皇城外头喊冤呢？ 也不行。

     “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诉冤枉，奉旨勘问得实者，问罪，枷号一个月；若涉虚者，仍杖一百，发口外卫分充军。

    ” 可见皇城喊冤也是个高风险的举动。

     京诉这事，需要上访者有极大的勇气，同时也需要一些技巧。

    罗兴大约在二三月间抵达京城，他显然得到过高人指点，既没拦车驾，也没去城门口喊冤，而是找准了京诉唯一的正确门路——通政司。

     通政司是干什么的？它“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赍状以闻”。

    这有点类似于中央办公厅和信访局的合体，负责朝廷以及地方各类文书的接收、审核、分配转发等等，职责范围正好包括了接待“申诉冤滞”这一类的上访。

     虽然通政司只管把文书转发给有关部门，本身没有断事之权，但这是一道必要的审核程序。

    如果没有通政司盖章，你就算有天大的冤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也不会受理你的状子。

     罗兴找对了门路，把这份状子顺利送入通政司。

    通政司审核之后，收下文件，正式进入京诉流程。

    然后通政司把罗兴一捆，扔牢里了……别忘了，京诉是违法行为，不问所诉案情虚实，你都得坐牢。

     四月十二日，通政使陈经于奉天门把杨干院案上奏天子。

    嘉靖皇帝读完这件案子的前因后果，蓦地想起一件往事。

     嘉靖刚登基那会儿，爆发过一次“大礼议”事件。

    简单来说，嘉靖本是兴献王的儿子、正德皇帝的堂弟。

    正德死后，没有子嗣，大臣们便把他请来京城当皇帝。

    嘉靖登基之后，朝臣们说您这算改嗣，得认伯父弘治皇帝为父亲，对亲爹兴献王改称皇叔，不然祭太庙不成体统。

    嘉靖不干，坚决不改口，还想把亲爹追认成皇帝。

    他跟朝臣们斗了几年，最终获得胜利。

    兴献王得了个“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名号，神主牌摆进了皇城观德殿中。

     嘉靖是个孝顺儿子，对于统嗣奉先之类的事情怀有情结。

    杨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无从判断。

    但他对于罗氏一族拼命保护祖宗祠坟这个行为，很有好感，甚至颇有共鸣。

    朕当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亲生父亲的牌位吗？ 而且……这个案子，实在很合朕的心思啊。

     罗兴进京上访这个时候，嘉靖皇帝正琢磨着给亲爹再弄个庙号，好让他老人家名正言顺地入享太庙。

    此时他的政治手段日渐成熟，知道这种事不宜强行推进，一定得按部就班地来操作。

     一切都已经规划好了。

     按照嘉靖皇帝的计划，在接下来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吏部尚书夏言将上一道奏疏《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连续提出三条建议——“定功臣配享”“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建议放松宗庙祭祖的禁令，推恩天下，允许子民祭祀自己几代以上的先祖。

     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则，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请。

    ”这是夏言的原话，未尝不是嘉靖皇帝的心声。

    夏言上疏之后，嘉靖皇帝立刻顺坡下驴，下旨准许民间联宗立庙，祭祀始祖。

     这个消息只要一传出去，全国宗族一定欢欣鼓舞，热烈响应。

    朝中臣工无法反对，谁敢说自己不想祭拜先祖？在各地开禁祭祖的大潮掩护之下，嘉靖皇帝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亲爹追尊庙号了。

     这个罗氏祖坟，正好是因为违反了祭祖禁令，才被詹宽毁去。

    对嘉靖皇帝来说，这可谓是瞌睡时送来一个枕头。

    他可以借这件案子隐晦地点明一下态度，提前吹吹风，为明年的开禁祭祖宣传造势。

     再说了，罗显告的是杨干院，那是释教的寺庙，对一心沉迷修道的嘉靖皇帝来说，也没什么好顾虑的，说不定还会在心里暗爽一下。

     想到这里，嘉靖皇帝下旨，交由都察院处理此案。

     皇帝的小心思，就是朝廷的大心思。

    谁都看得出来嘉靖的态度，否则特意下旨干吗？于是杨干院这桩案子在司法流程走得飞快，从都察院转呈刑部，再送到大理寺堪合，很快先拿出了对罗兴的处理意见。

     罗兴越诉上京，论律当罪。

    都察院广西道——这是部门名称，并非专指地域——判定对该犯施以杖刑，但法外开恩，减了一等。

    具体的执行工作，交给了京城地方上的最高司法部门——顺天府。

    顺天府对罗兴施完杖刑，给了他一张路引，让他回原籍候审听理。

     紧接着，五月十四日，都察院发布了对罗显、罗兴所诉杨干院侵毁罗氏祖坟案的处理意见：转发应天巡按御史宋茂熙，着其亲自审理。

     好敷衍的官腔啊，这不是把皮球踢回去了吗？ 这种上访案子，朝廷一般并不会做出判定，而是发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员进行审理，是官场惯例。

     但如果真以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们的用心了。

    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在细微处去自己揣摩。

     官腔，也得看怎么打。

     在这份看似冷漠的文书里，都察院写了这么一段叮嘱：“遵照近奉钦依事理……亲自虚心鞠审，毋拘成案，果有亏枉，即与辩理。

    有罪人犯，依律议拟。

    不得转委别项官员，以致推调淹滞。

    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

    ” 这段批示，每一个字看着都是标准官腔，不带任何倾向，可仔细琢磨味道，就能发现深意。

     “遵照近奉钦依事理”意思是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

    这是个大帽子，让读者知道发话的到底是谁。

     “毋拘成案”，是让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决，等于说皇帝对詹宽的判决不满意，必须反过来；“果有亏枉，即与辩理”，谁最亏枉，自然是上京告状的苦主罗家；“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调子，你要是不按上头的心思判，那上头便认为你是固执、罗织。

     在明眼人眼里，这态度已表达得足够明显，朝廷就差明着说一句我支持罗家。

     如果受理官员还不明悟的话，再想想，有几个上访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头头郑重其事地呈给皇上？那个流程本身就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态度，都察院“默会”；都察院的文书，应天巡按御史也“默会”。

    宋茂熙是个老油条，他觉得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关注，还是别沾手的好。

    他随即下文，把这案子又转到了宁国府，重新审过。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

    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

    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

    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

     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宁国府这次审理前所未有地高效，不出几日判决便出炉了。

    和詹宽当年所判相比，可谓是一个华丽的急转身： “断听罗显等照旧修筑坟堆，并埋立志石，坟前摽祀，不许在坟左右别行修理。

    ” 罗氏祖坟，又一次华丽丽地回到杨干院内。

     九排年收受贿赂一案也顺便审结，系佛熙所为，各自追赃。

    至于池州府审出的那个所谓“罗显贿赂九排年每人五十两”，纯属栽赃陷害。

     对于杨干院里的罗氏祖坟内没发现棺椁的问题，宁国府也十分贴心地做出了解释：“因前坟自历唐宋至今数百余年，丧制厚薄，葬埋深浅，委不可知。

    原遗骸年久，消灭已尽，化为泥土，理亦有之。

    ” 好嘛，罗显还没解释呢，他们已经自动脑补了，真是太贴心了。

     宁国府的判决书送到巡按察院，宋茂熙十分满意，批示道：“寺因坟而建，坟因寺而废，以理言之，毁寺而存坟可也，废坟而存寺不可也。

    ” 一般对于转委案件，巡按批个准字就够了，宋茂熙写这么多，是把罗秋隐坟和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