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有籍册，如今，经过这次大规模测量，四海之田亩都能有图有据啦！ 至于实际效果嘛，周铸有一个同行者叫成彦明，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记录：他负责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图。

    一个人要兼顾这么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么可能靠谱。

     可见“竿尺有准”云云，无非是跟当地达成某种默契罢了。

    你自己报上来，我给你写下来，大家都别深究。

     这还是在大明统治的核心地带，至于外围各地，更是鞭长莫及。

     事实上，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形势上，洪武初年的朝廷没法彻底清丈全国土地，更别说给土地分级了。

    对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特意强调过：“国初定赋，初但据一时一地之荒熟起科，未尝有所厚薄于其间。

    ” 当然，朱元璋手里还有军队，如果要强行清田，也未尝不能。

    但一村一县可以镇压，总不能每村每县都要靠暴力解决。

    天下初定，民心未附，这么硬搞，必然激起大面积变乱。

     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朱元璋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既然做不成，就先退一步呗。

     退一步，海阔天空。

    退一步，十年不晚。

     所以在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他决定只专心普查人口，不去碰“清田”这根高压线。

    只让百姓把手里的田地面积写清楚，官府做个账面统计，就得了。

     可是不清丈土地，又怎么知道它们的面积和产出呢？就算让百姓自行申报，也得有个参考吧？ 朝廷用了一个巧妙的民间土法来估算。

    这法子原来在金华地区盛行，以产量来估田亩。

    割麦子的时候，三捻为一把，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为一石。

    每六十束稻草，则为一担谷。

    拿这个经验公式推算，肥田每亩收谷四担，瘠田两担，可以从产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积。

     这个经验公式适用于江南地区，北方物候不同，算法也有所不同。

    比如说有一个姓王的秀才在山东诸城推行的叫折亩法：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基准单位，叫作税亩，好地一亩顶一税亩，次一点的地，两亩顶一税亩，再次的地，三亩才折一亩。

    通过这种做法，尽量让税赋公平一点。

    后来到了明中后期，折亩法被发扬光大，通行全国，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还是诸城的折亩法，都是折中之举。

    朝廷无法核田，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只好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

     朱元璋退的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

    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户帖给推行下去。

    他甚至还主动下诏，鼓励垦荒，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听，好啊！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新田地还不用征税，那还不多干点？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生产力迅速恢复。

     至于户帖，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反正是免费的。

     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更长远。

     他们不明白，户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

    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旨宣布：“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

    ”听起来不错，从洪武十三年开始垦荒的土地可以不用交税。

    但再仔细一想，不对啊，很多人从洪武四年开始就开垦土地了，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三年期间的新田，可就这么被国家算进赋税了。

     缓行一步的好处还不止于此。

     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

    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

     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既缓解了基层情绪，又推行了政策，还锻炼了队伍，为以后埋下伏笔，可谓前后勾连，一举数得。

    这般手段，真是面面俱到。

     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户帖推行十周年，国家卷土重来，百姓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身负户帖之枷，面对虎狼之吏，已经没办法像洪武元年那样再玩小动作了。

     真应了那句话，税收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咱们再说回那份户帖里的第二个问题。

     林荣一的家庭地址，是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注意这个“民”字，指的是林荣一全家的户籍类型，是“民户”。

    在其他几份流传下来的户帖里，我们还能看到“军户”“匠户”等分类。

     等一等，匠户、军户那些乱七八糟的，不是元代的职业户制吗？大明洪武二年确实搞过一个“原报抄籍”，但那不过是维稳的权宜之计，怎么洪武四年的新户籍里，还有这种鬼东西？ 元代的这个职业户制，是一种历史大倒退。

    本来在宋代，因为经济发展迅猛，户口设计趋向于宽松流动。

    比如“客户”是没有常产的户籍，但如果一个佃农赚到钱买了田产，就可以“复造”户籍，从“客户”转为有常产的“主户”。

     元代可不敢这么干，统治者最担心的是统治被颠覆，所以他们设计户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限制得越紧越好。

    职业户制下的民众，世世代代只能从事一种职业，不可变易。

     放着宋的好东西不学，干吗学坏的？ 朱元璋选择保留元代的职业户制，原因很复杂。

     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旧职业户出身，牵涉复杂，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态。

    贸然废除职业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明初百废待兴，朱元璋不想在这个上面节外生枝。

    所以他在洪武二年，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旧档，申明效力，让职业户各安其位——先稳住再说。

     而一项国家政策是有延续性的，一来二去，职业户便从权宜演变成常例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个卫所制。

    庞大的军队不再退役，以卫所为单位，直接落地变成军户。

    闲时屯田自给，战时赴戎。

    而军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是军人。

    朱元璋对这个设计很得意，自夸说我朝不用征兵，也不用征饷，军队自给自足，不惊扰百姓分毫。

     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军户”。

     不过朱元璋总算没太糊涂。

    他只把户籍分为四类：民户、军户、匠户、灶户。

    民户归户部管，军户归兵部，匠户、灶户归工部。

    还有一些细分小户种，但总算不像元代那么奇葩。

     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上，他也表现出了务实的灵活性。

    比如在这次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不分户种，就地入籍。

    ” “不分户种”是说无论民、军还是匠户，都要登记，没有例外，这是全国一盘棋；“就地入籍”是说，当时天下流民逃户太多，朝廷要求他们返回籍贯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愿意回去，也没关系，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样可以授田登记。

     不过，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规划卫所，都只是表面原因。

    其实朱元璋沿用职户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

     这种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别适合维持稳定，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

    在朱元璋心里，老百姓最好老老实实待在土地上，别到处溜达生事。

     不光朱元璋这么想，明清两代对职业户制，也颇多正面评价。

    比如万历年间有一位礼部官员晏文辉赞誉说：“洪武旧本，由（犹）木之根、水之源也，木有千条万干，总出一根；水有千支万派，总出一源。

    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匠灶之一籍。

    ”清代的学者朱奇龄更是进一步分析说：“既有常业，有令世守之。

    则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无非各事其事，童而习之，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

    ” 朱奇龄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綮：你一生下来，职业就注定了，不会有别的想法，自然不会瞎折腾——此所谓“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

    官府方便管理，社会也能少闹点矛盾。

     换句话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

     这个职业户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在稳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义。

    没想到朱元璋试用了一下，觉得太好使了，干脆把它当成一个常规，一代代传了下去。

     不清田，职业户，从上述两处细节可知，设计者在一份薄薄的户帖里埋藏的用意，实在深若渊海。

     这一次户帖大登记，从洪武三年年底一直持续到洪武四年年底，前后整整一年。

    因为策略务实、设计周详，加上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很快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顺利完成任务。

     虽然这次普查的原始记录并没留下来，但根据种种记载推测，总注册人口数在五千五百万以上。

     这五千五百万人，是已经安定下来的生产人口，而且处于官府控制之下。

    只要朝廷愿意，可以追查到具体任何一户的状况，掌控力远超从前。

    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这是中央政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

     这对新生的大明政权来说，意义重大。

     正当诸多官吏长舒一口气，觉得大功告成之时，大明朝廷又宣布了：户帖统计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人口会增长，田地会变化，从此以后，每年地方上都要进行更新，每十年要重新造册。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铺垫罢了。

     真正的大戏，要等到十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