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作户帖。

     这个制度之所以叫户帖制，就是从户联这儿来的。

     第六步，所有填好的籍联，在衙门汇总统计，要算明户口、人口、丁口、田产几项数字的总额，连同原始资料一起递交给上级，自己复制一份留底。

    这么一层一层磨算，逐级汇总到户部。

    户部呈递到朱元璋手里的，就是一份全国总户口、总人口、总适龄壮丁以及总耕种田亩数的概算报告。

     有了这个东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便不存任何秘密了，透明可见。

    他可以随时看到一个地区的总数据，如果愿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户的情况。

     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老朱对官僚一向不大放心，总怕有人从中舞弊徇私。

    他对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间隐瞒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于白干。

     因此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制约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动员了一大批军队系统的文书人员，分散到各地去审核抽查，术语叫作“驳查”。

    用圣旨里的话说就是：“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

    ” 这些大头兵和地方不是一个系统，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

    如果军队驳查出户帖数字与实情不符，哪一级出了问题，就要哪一级官员的脑袋。

    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隐瞒，那就发配去充军。

     第八步，军队驳查完毕，也提交一份报告给皇帝，和户部报告并读。

    大功告成。

     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个户帖到底什么样子？ 让我们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户帖实物，看看都填写了什么吧。

     从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侧，是朱元璋的大白话圣旨，占了将近一半的纸幅。

    在圣旨结尾还有一行字：“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堪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 这是在宣读户主的权利和义务，提醒他有权收到一份户籍副本，上面还有一半官印可以验证真伪。

     图四·4户帖实物图（出自崇祯《嘉兴县志》） 圣旨之后进入正文： 一户，林荣一。

     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计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岁；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事产：屋，一间一披；田，自巳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这是个典型的小自耕农家庭，一家五口，一间房子几亩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兴府下辖的某一个乡村里。

     再往左边看，是两行字：“右户帖付民户林荣一收执，准此。

    洪武四年　月　日”。

    说明这份文件是户联，给户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边，有一排残字，只余左半边：“加字壹佰玖拾号”。

    这个是骑缝字号，另外一半字在籍联上面，已被扯去交官。

    万一起了纠纷，官府就会调来籍联和户联对比，骑缝字号能对齐，说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还有负责官员的花押，一共有六个。

    不过具体是哪些官员的手笔，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还能看到一个“部”字。

    另外一个字是“户”，留在了籍联上。

    具体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联卷起来，让“户”字和下一联的“部”字恰好平齐，盖上骑缝大印。

    如此操作，两联各留一半钤记，功能和字号一样，还兼具认证功能。

     这样一来，官府和民众各执一份。

    不光官府可以用它来管理，民众若碰到家产纠纷，也可以以此为证据，去调官府的原始记录，最大限度地杜绝了伪造、篡改的情况。

     这份户帖，可以说设计得相当周详了。

     不过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觉察到，这个户帖里有两个不太容易发现但事关政策成败的小问题。

     大家不妨停在这里，想上五分钟，再继续读下去。

     户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么？是征收赋税。

    而中国古代的赋税依据除了人丁之外，还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

     税赋依据，不只要看田地多寡，还要看田地质量。

     河边的田地和山坡上的盐碱地，即使面积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样，产出大不相同；麦田和桑田，即使面积相同，收税种类也要有区别。

    如果不加区别，只以面积来收税，小则造成纷扰，大则激起民变。

     早在春秋时代，楚国令尹子木整顿田制时，就注意到要考虑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赋”。

    王安石变法时，有一项方田均税法，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税负各不相同，多占良田者多缴，少占贫田者少缴。

     将田地分级，是土地管理实践中的重要一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税赋公平，减轻贫民负担。

     可在刚才那份户帖里我们可以看到，林荣一家里那六亩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简单地登记成“自巳民田地”。

    这块土地种的什么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户帖里一概没写，甚至连所在位置和形状都没提。

     这让朝廷以后怎么收税？ 也许会有人指出：土地资料都是单独编成鱼鳞图册，你在户帖里当然看不到。

     图四·5《明万历九年歙县十五都八图丈量鱼鳞清册》（藏于徽州税文化博物馆） 鱼鳞图册是一种土地登记簿，里面会将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标明，绘成图形。

    一片一片的地图状如鱼鳞，故而得名。

    它始见于宋代婺州，在元代开始流行于两浙经济发达地区，是国家厘定税赋的重要参考。

     但问题是，朝廷开始大规模修造鱼鳞图册，是洪武十四年之后的事。

    在洪武三年、洪武四年推广户帖的过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图。

     这太奇怪了，元末的状况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赋无准”，说明户籍和田籍都散失了。

    朱元璋既然已经搞了全国人口大普查，为什么不搂草打兔子，顺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干吗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后才做？ 其实，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务实稳重之处。

     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吗？想！他做梦都想。

     拜元末弊政所赐，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摊烂账，基层瞒报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

    像汤和、李善长这种级别的功臣，都曾因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过申斥，可想而知当时的风气。

     隐田藏匿得多，税赋就交得少。

    税赋交得少，新生的大明政权就要出问题。

    朱元璋当然希望尽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

    早在洪武元年，他已动过清查土地的心思，要求户部“核实天下土田”。

     但具体到执行层面，从皇帝到户部尚书都在发愁。

     太缺人才了。

     清点人口比较简单，执行人员懂得加减乘除就够了；清丈田地却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因为田地不可能全是规整的方形，经常会有圭、邪、箕、圆、宛、弧之类的田地形状，执行人员得精通方田之术，才能精确测量出面积。

     何况它还是个情商活。

    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互相包庇，执行人得足够精明，才能从狡黠的地方豪强嘴里挖出隐田来。

     国初百废待兴，朱元璋手里暂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才储备。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朝廷决定要整顿浙西的土地，勉强凑了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核田，这还是因为浙西是赋税重镇的缘故。

    至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只能“分遣监生并秀才丈勘北方田地”，瞧瞧，连国子学的人都抽调出去了。

    至于其他地区，中央连使者都派不过去，只能发一纸圣旨，让各个地方自行“择邑从事之贤者”“新具图籍”。

     上头的窘境，各地都看在眼里。

    好，你顾不过来，那我就慢慢拖呗。

    比如苏州府，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务，他们交齐全府鱼鳞图册的时间，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

     即使是派了督查员的浙西地区，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难重重。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么多田地，利益关系牵涉极深。

    当年元廷屡次想在这里清丈土地，结果“缘以为厉民，至有窃弄兵戈子草间者，上下忧之，遂不克竟”，愣是被当地人给搅黄了。

    后来官府和当地豪强达成一个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册籍，准不准另说，我不深究你隐报的土地，各自卖个面子，相安无事。

     这么个复杂的地方，朝廷却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连个水花都瞧不见。

     史书上记载周铸他们事情办得还不错，说“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帐（账）不欺”。

    还有凑趣文人写了首诗：“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

    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

    ” 【注释】 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帐（账）不欺：语出名士杨维桢《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

    成教授，即前济宁郡教授成彦明，此次与周铸同行，前往浙西核田。

    当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欢这些督查员，觉得他们办事清明、果断，丈量田地时很有规范，编绘的鱼鳞图册也十分准确，与实际田亩相符。

     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

    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此乃杨维桢采民谣整理成诗，名为《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黄侯，乃黄万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

    杨维桢为元末明初之人，诗中洋溢着对新朝治土有方、编绘出鱼鳞图册的欣喜之情。

    大明天子龙飞九五之尊，定下南北两都，山川草木都恢复了生机；三吴本是难以实地考察、丈量之地，田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