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万历年间，曾经一度辉煌的黄册制度已是病入膏肓。
地方上豪强官吏肆虐，根本收不上来册籍；就算收上来，也来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内容也不合格；就算内容合格，也会因为驳查想敛财而被强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顺利入库，几年以后不是被水泡烂就是被老鼠虫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运，侥幸逃过天灾，也没什么用。
如前情所述，那种风气下攒造出来黄册，通篇充斥着埋没、飞走、诡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无法反应基层的真实情况。
万历三大贤之一的吕坤，直言不讳地指出：“十年册籍，半不相同，沿旧稽新，漫无可考。
”
比如隆庆年间，福建省福宁州的户口数比起洪武年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
江南重镇应天府更夸张，嘉靖末年的户口数只有正德年间的一半，到了万历一朝，则只有正德年间的五分之一。
注意，这只是黄册账面上的数据。
实际上这些地区一无战乱、二无天灾，人口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当地大户通过包荫、冒合、逃户、隐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长数给藏起来了。
再加上大明对民众的禁锢太严，极度追求稳定，物极必反，导致了逃户的盛行。
正所谓“民不胜弊，破资鬻产，逃亡相踵”。
这些放弃户籍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离开原籍，四处游荡，形成明中后期蔚为壮观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种令人称奇的生活，叫作“船居浮荡”。
老百姓从原籍逃出之后，全家就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纵横交错的河流上漂荡。
地方官府根本没法管理，更谈不上造册交税了。
其实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黄册当回事了，他们自己搞了一套户籍，叫作实征文册，也叫白册，里面记录了当地人口、土地的真实——相对真实——情况，以方便管理，但是从不上报。
《户口总论》里谈及此事：“所谓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
有司征税编徭，自为一册，曰白册。
”
朝廷反复索要过许多次白册，甚至动过以白替黄的心思，可地方阳奉阴违，抵死不从，这事一直没成。
白册交不上来，黄册又紊乱疏漏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决策，怎么可能准确？以至于时人嘲讽“有司专租庸于下，朝廷握虚数于上”，说黄册是废纸一堆，亦不为过。
随着黄册的失效，在中枢朝廷眼里，整个天下不再透明，慢慢变得模糊而扭曲。
接下来，会变得怎样？
万历十八年（1590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如册籍之造弗慎，则赋役之派弗均，豪强得计，良弱受害。
生民之凋疲，国计之亏缩，恒必由之，诚非细故。
”
换句话说，黄册失灵，里甲制也会随之无效，当初朱元璋设计的十甲轮值、均摊徭役，也沦为空谈。
税赋徭役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剧失衡。
权贵、豪强、乡绅和贪官污吏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甚至还要从中渔利。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种恶果，其实早就有了苗头。
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给事中丘弘就已经在奏疏里指出了这种状况：
“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富豪奸滑通贿赂以避重役。
以下作上，以亡为存。
殊不思民之贫富何常，丁之消长不一。
只凭籍册，漫定科差。
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
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
”
这个“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就是赋役不公平的直接恶果。
虽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
杨芳在《赋役》里无限怀念洪武皇帝的时代，说当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赋易供，而其民常逸”。
可现在呢？各地官衙不时征派，今天正编，明天加编，巧立各种名目。
他掰着指头数了数，有纲银、办银、库字、夫甲、廪保、夫役、驿传、兵役、饷费等等，随随便便就举出了十几种名目。
在这种疯狂的掠夺转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于奔命的绝望，大明的流民问题愈演愈烈，根源正在这里。
所以说，后湖黄册库的混乱状况，并不仅仅意味着黄册制度出了问题。
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标志之一。
黄册制度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腠理。
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
病灶越大，它们吸纳得越多，形成一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
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乃至当时有歌谣流传：“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吏。
”
到了这会儿，大明已经隐然有亡国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图，都会无疾而终，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曾经下决心在治下整顿黄册，严惩县中舞弊书手、算手等，结果“二令竟不能终黄册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复故矣”。
甚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