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这样的人，面对这道坚壁都无可奈何。
他在出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深知黄册已经破败不堪了，决心另起炉灶，以田亩数来决定赋役比例。
闲居松江的徐阶赶紧写了一封《与抚按论均粮书》，义正词严地质问海瑞：“圣祖疆理宇内，第其赋税，以为黄册，藏诸天府，有司十岁一修而上之，成宪旧章，灿然有也。
而忽焉，而灭焉，可乎？”
徐阁老在朝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黄册弊情有多严重。
不过为了松江家里几万亩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来挡挡面皮了。
反倒是徐阁老的好学生张居正，有心拨乱反正，要给大明好好地动一次手术。
他所倡导的一条鞭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将徭役的分摊方式，从按户改成了按丁数和按田亩数。
咱们再把王叙家拎出来说说。
比如王叙家里有三个壮丁，五亩地；隔壁赵二家有九个壮丁，一百亩地。
按照原来的规矩，每一户得出两个壮丁去应徭役。
赵二家势力大，买通了小吏篡改黄册，硬是让王叙家出了三个壮丁自家只出一个。
最后王叙家破人亡，赵二家优哉游哉。
但现在张阁老说了，以后徭役不按户数算，按丁数算。
每三个壮丁，出一个人应役。
如果家里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还得多出一个壮丁。
按照这个算法，王叙家只需要派一人应役，赵二家却必须出五个人（三个按丁数+两个按田亩）。
这样赵二无从逃避，王叙也可免于负担过重而破产，达到公平。
而且一条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
民众不用真的派人去应役，可以折成现银上缴，官府会拿这笔银子去另外雇人。
这样一来，王叙家不必担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卖点粮食换银子。
至于这笔徭役银的征缴解送，也不必经过里长、粮长之手去催促。
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绝了这个环节上的舞弊行为。
这还只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摊丁入亩，把所有税赋徭役都按照田亩结算。
这样一来，田多的人缴税应役多，田少的缴税应役少，从此彻底均平——当然，他没有完成这个目标，得等到大清雍正皇帝那会儿才算搞定。
黄册的全名叫作赋役黄册，主要记录户数丁口，朝廷可以拿着黄册按人头征派徭役。
如果现在徭役不用数人头了，全都要并入田亩结算，那么朝廷只要整饬鱼鳞图册就够了，还要黄册干吗？
张居正执政多年，知道黄册已经糟烂成什么鬼样子。
他明白这玩意已经没法治了，索性抛开它另起炉灶，建起了新的“条鞭赋役册”，又叫“赋役全书”。
这是一套以田亩为基础的赋役分配制度，用来配合一条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过以张阁老的能耐，也只能绕开黄册制度，不能公然废除。
因为这条线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区。
何况黄册虽然失去了赋役之用，尚还有锢民的功效，对越发汹涌的流民大潮来说，多少有点缓冲作用。
于是从万历初年开始，后湖黄册库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
理论上朝廷已经不需要它了，但碍于祖宗成法和背后的利益，还必须每十年攒造一次，算是一种制度上的惯性。
偶尔会有御史站出来，絮叨两句要不废了黄册算了，然后就没下文了。
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说个万历十年四川酉阳宣抚司的故事吧。
酉阳宣抚司就是如今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重庆东南方向。
宣抚司这个建制，是大明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
朝廷封当地土司一个官衔，允许世袭，承认其对宣抚司领土的管辖。
土司则必须向朝廷纳税，以彰显大明的统治权。
比如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乱，就是播州当地土司杨应龙搞起来的。
洪武年造黄册的时候，朱元璋考虑到这些土司地区的特殊性，没有急于在这些地方推行。
到了永乐国势稳定了，朝廷才慢慢把黄册和配套的里甲制引入土司辖区。
从这个时期开始，酉阳也每十年攒造黄册一次。
宣抚司的控制权，慢慢从土司手里转到汉人流官手中，即改土归流。
不过酉阳地区地形复杂，土民散聚，在宣抚司之下仍有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别把持着各处村落。
万历十年，酉阳宣抚司又接到旨意，要攒造黄册。
该司迅速把任务下发，没想到其中一个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
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杨正魁，算是当地一个小土司。
他主持攒造黄册时，偷偷篡改了本洞的户籍，不再归属酉阳宣抚司，而是改隶重庆卫。
之前咱们介绍过，这是民间常用的一种作弊手段。
石耶洞擅自改隶重庆卫之后，从此不受酉阳宣抚司管辖，这边再催缴什么钱粮，可以置之不理。
至于重庆卫那边，人家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自然也不可能来酉阳要钱。
石耶洞的黄册送出去之后，没到后湖，在四川布政司这一关就被拦下来了。
布政司不傻，一看就知道是作弊，立刻驳回要求重做。
酉阳宣抚司派了一个叫杨秀忠的人，去石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