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情趣也是颇能令人向往的。
此外如“红袖添香夜读书”之类的读书情趣，代表另一种趣味。
据鲁迅先生说，连大学问家刘半农也向往，可见确有动人之处了。
“雪夜闭门读禁书”代表的情趣又自不同，又是“雪夜”，又是“禁书”，不是也颇有人向往吗？
这样藏书和读书的风气，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据浅见所及，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
因此我才悟出了“中国是世界上最爱藏书和读书的国家”这一条简明而意义深远的真理。
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有极大一部分是通过书籍传流下来的。
到了今天，我们全体炎黄子孙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回避不掉的。
我们必须认真继承这个世界上比较突出的优秀传统，要读书，读好书。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于先民，下造福于子孙万代。
1991年7月5日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枯燥到什么嗜好都没有。
我自比是一棵只有枝干并无绿叶更无花朵的树。
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
我读的书可谓多而杂，经、史、子、集都涉猎过一点，但极肤浅。
小学中学阶段，最爱读的是“闲书”（没有用的书），比如《彭公案》《施公案》《洪公传》《三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岳》《说唐》等等，读得如醉似痴。
《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是以后才读的。
读这样的书是好是坏呢？从我叔父眼中来看，是坏。
但是，我却认为是好，至少在写作方面是有帮助的。
至于哪几部书对我影响最大，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在德国是亨利希·吕德斯，我老师的老师；在中国是陈寅恪先生。
两个人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
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个人兴趣之所在。
我禀性板滞，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
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吾意。
吕德斯是世界公认的梵学大师，研究范围颇广，对印度的古代碑铭有独到深入的研究。
印度每有新碑铭发现而又无法读通时，大家就说：“到德国去找吕德斯去！”可见吕德斯权威之高。
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摩诃婆罗多》从核心部分起，滚雪球似的一直滚到后来成型的大书，其间共经历了七八百年。
谁都知道其中有不少层次，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
弄清层次问题的又是吕德斯。
在佛教研究方面，他主张有一个“原始佛典”（urkanon），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我个人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欧美一些学者不同意，却又拿不出半点可信的证据。
吕德斯著作极多。
中短篇论文集为一书的《古代印度语文论丛》，是我一生受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这书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极为枯燥的，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本极为有味、极有灵感的书，读之如饮醍醐。
在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
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说空话，无证不信。
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常想，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你没有法子不信服。
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决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
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
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
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
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
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
寅恪先生是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
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在一次闲谈时，寅恪先生问我，《梁高僧传》卷二《佛图澄传》中载有铃铛的声音——“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是哪一种语言？原文说是羯语，不知何所指？我到今天也回答不出来。
由此可见寅恪先生读书之细心，注意之广泛。
他学风谨严，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给人以启发。
读他的文章，简直是一种最高的享受。
读到兴会淋漓时，真想浮一大白。
中德这两位大师有师徒关系，寅恪先生曾受学于吕德斯先生。
这两位大师又同受战争之害，吕德斯生平致力于molanavarga之研究，几十年来批注不断。
“二战”时手稿被毁。
寅恪师生平致力于读《世说新语》，几十年来眉注累累。
日寇入侵，逃往云南，此书丢失于云南。
假如这两部书能流传下来，对梵学国学将是无比重要之贡献。
然而先后毁失，为之奈何！
1999年7月30日
我最喜爱的书
我在下面介绍的只限于中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不在其中。
我的专业书籍也不包括在里面，因为太冷僻。
一、司马迁《史记》
《史记》这一部书，很多人都认为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史籍，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我个人同意这个看法。
平常所称的“二十四史”中，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哪一部也不能望《史记》之项背。
《史记》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水平，司马迁的天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