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 《杨朱》篇所说的治内，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任我；所说的治外，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从人。

    人活着，应当任我，不应当从人。

    就是说，人活着应当任从他自己的理性或冲动，不应当遵从当时的风俗和道德。

    用公元3世纪、4世纪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应当任“自然”，不应当循“名教”。

    这一切，新道家都是一致同意的。

    但是新道家之中仍有主理派与主情派的区别。

    前者以向郭为代表，强调遵从理性而生；后者以下面讲到的人们为代表，强调任从冲动而生。

     任从冲动而生的思想，在《杨朱》篇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此篇有一段是“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即晏婴、管仲，都是先秦的齐国著名政治家，在历史上并不同时）。

    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

    ’晏平仲曰：‘其目奈何？’ “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 “‘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

    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

    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膻。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

    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

    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往。

    ’ “‘凡引诸阏，废虐之主。

    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

    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

    ……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 “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

    ’” 任从冲动而生活 以上《杨朱》篇描写的固然代表晋人精神，但是并不是晋人精神的全部，更不是其中最好的。

    由以上引文可见，“杨朱”感兴趣的似乎大都是追求肉体的快乐。

    当然，按照新道家所说，追求这样的快乐，也并不是必然要遭到鄙视。

    然而，如果以此为唯一目的，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东西，那么，用新道家的话说，这就不够“风流”（就“风流”的最好的意义而言）。

     《世说》中有刘伶（约221—约3）的一个故事，他是“竹林七贤”之一。

    故事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

    人见讥之。

    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任诞》）刘伶固然追求快乐，但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即有超越感。

    这种超越感是风流品格的本质的东西。

     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

    《世说》记载了当时“名士”的许多古怪行为。

    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

    《世说》有一则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

    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

    忽忆戴安道。

    时戴在剡。

    即便夜乘小船就之。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任诞》） 《世说》另一则说：“钟士季精有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