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应物。

    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

    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

    失之多矣’。

    ” 王弼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圣人有情而无累。

    这句话的确切意义，王弼没有讲清楚。

    它的含义，后来的新儒家大为发挥了，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加以分析。

    现在只需要指出：虽然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理派，可是也有许多人是主情派。

     前面说过，新道家强调妙赏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自我表现的理论，于是毫不奇怪，道家的许多人随地排遣了他们的情感，又随时产生了这些情感。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234—305），《世说》里有他的一个故事，就是例子。

    故事说：王戎丧儿，“山简往省之。

    王悲不自胜。

    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

     王戎的这番话，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情派。

    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动情，倒不在于某种个人的得失，而在于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

    例如，《世说》有这一则卫玠（286—312）的故事：“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

    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言语》） 《世说》还有一则说：“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任诞》） 由于有这种妙赏能力，这些有风流精神的人往往为之感动的事物，其他的普通人也许并不为之感动。

    他们有情，固然有关于宇宙人生总体的情，也有关于他们自己的个人感触的情。

    《世说》有一则说：“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 性的因素 在西方，浪漫主义往往有性的成分在里面。

    中国的“风流”一词也有这种含义，尤其是在后来的用法上。

    可是，晋代新道家的人对于性的态度，似乎纯粹是审美的，不是肉感的。

    例如，《世说》有一则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

    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

    阮醉，便眠其妇侧。

    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任诞》） 《世说》又有一则说：“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

    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

    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

    ’”当时中国的风俗，一位夫人是不可以介绍给她丈夫的朋友的。

    因此韩氏对她丈夫说，这两位朋友下次来了，她想在暗中窥看一下。

    “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

    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

    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

    ’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贤嫒》） 阮籍、山涛（205—283）妻韩氏，都是欣赏异性的美，而不含任何性爱。

    或者可以说，他们只是欣赏美，忘了性的成分。

     像这些都是晋代新道家“风流”精神的特征。

    照他们的看法，“风流”来于“自然”，“自然”反对“名教”，“名教”则是儒家的古典的传统。

    不过，即便是在这个儒家衰微的时期，还是有个名士和著作家乐广（304年卒）这样说：“名教中自有乐地。

    ”（《世说·德行》）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看到，新儒家就是在名教寻求此乐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