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9年，中国经过数世纪的分裂之后，又由隋朝（590—617）统一起来。

    可是不久隋朝又被唐朝（618年至906年）取代，唐朝是一个强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

    唐代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可与汉代媲美，在某些方面又超过了汉代。

     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

    628年，唐太宗（627年至649年在位）命令在太学内建孔庙；630年，他又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

    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从前代浩繁的注释中选出标准的注释，再为标准注释作疏。

    然后皇帝以命令颁布这些经典正文及其官方注疏，在太学里讲授。

    以这种方式，儒家又被重新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教义。

     这时候，儒家表现在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著作中的活力早已丧失。

    经典原文具在，注疏甚至更多，可是都不能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

    道家复兴和佛教传入之后，人们变得对于形上学问题，以及我所说的超道德价值，或当时称为性命之学的问题，比较有兴趣。

    我们于第四、第七、第十五等章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已经不少。

    可是，这些经典都需要真正是新的解释和发挥，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

    当时尽管有皇家学者们的努力，仍然缺乏这样的解释和发挥。

     韩愈和李翱 直到唐代的后半叶，才出了两个人，韩愈（768—824）与李翱（约844年卒），他们做出了真正的努力，为了回答他们当代的问题而重新解释《大学》、《中庸》。

    韩愈在其文《原道》里写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

    ”（《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李翱在《复性书》中写的也很相似：“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

    ……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

    ……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

    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

    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

    ”（《李文公集》卷二） 这种“道统说”，孟子早已说了一个大概（见《孟子·尽心下》），韩愈、李翱所说的显然又是受到禅宗传述的宗系的重新启发。

    禅宗的说法是，佛的心传，经过历代佛祖，一脉相传，传到弘忍和慧能。

    后来新儒家的程子，也就毫不含糊地说《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朱熹《中庸章句》前言引）。

    人们普遍地相信，这个道统传到孟子，就失传了。

    可是李翱，显然感到他自己对道统颇有了解，通过他的传授，他也就俨然成为孟子的继承者。

    要做到这一点，成了在李翱以后的一切新儒家的抱负。

    他们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