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府能施展，跨境力不能及。

     宁国府派来审理杨干院案子的，是一位姓郭的推官。

     在明代的府衙生态里，一把手是知府，二把手是同知，三把手是通判，四把手是分管刑名理狱工作的推官，俗称“刑厅”，也叫“四爷”。

     这个四爷叫郭凤仪，河南人。

    他相当认真负责，把案卷供状、古今郡志、寺碑家谱等一干卷宗调过去，细细研读，把所有里老、邻居等相关人证重新审问，还派了太平县的典史、巡检亲自赶赴杨干院勘查现场。

    太平县即现在的黄山区，明代归宁国府管理，与歙县隔黄山相邻，过来一趟很方便。

     结果并没什么悬念。

    无论文献还是乡人证言，都证明了罗氏祖坟的存在。

    而宁国府的调查人员在杨干院佛殿前的泥土下方，挖出了一些古旧砖廓，更证实了祖坟绝非浮土堆成。

     宁国府的判决如下： 1.断令佛熙修筑坟还罗显摽祀。

     【注释】 摽祀：亦称标祀、标挂，俗称清明吊子。

    标，农村用白纸剪成的祭祀用品。

    每年清明节，各家各族扫墓祭祖，祭扫完毕，往往插一标杆于墓前或坟头上，其上糊上长条白纸或楮钱，表明已行祭祀。

    南方的标杆多用竹，北方的标杆则用柳枝，这些柳枝往往有可能活为树。

     2.仍将观音堂东边一间与罗显盖造祠堂一间，竖立碑记，供奉罗秋隐神主。

     3.以后不许罗显因而赖为己地，再有埋葬。

     4.追查佛熙、满真犯奸是的，追出度牒还俗。

     5.（佛熙）供拟罗显奏事不实，杖罪。

     这个判决，可以说罗家大获全胜。

    罗显不仅保住了祖坟，可以如常祭祖，而且还追回了观音堂的一间房屋，为祖先重建墓祠。

    而且仇人佛熙被判了诬告罪，狠狠挨了一顿板子，强制还俗。

     唯独第三点对杨干院有利，判定罗氏对寺产并无所有权，也不得添加新坟进去。

    这条聊胜于无，罗显本来也没有争寺产的心思，更不会把新坟挪进去。

     可惜知县高琦并没受什么影响，大概宁国府不愿无端得罪一位官员吧，算是一点点遗憾。

     按照程序，宁国府把结果回报徽州府察院，请巡按覆审。

    刘乾亨大笔一挥，直接批准，还添了一条，责令佛熙亲自把祖坟堆回去。

     还坟现场一度十分尴尬——对佛熙来说，不光太平县的典史和巡检来压阵，还强制要求杨干院的和尚，以及附近里老、甲首、邻人都来围观。

    众目睽睽之下，佛熙红着一张老脸把坟土堆回去，堆完以后，仓皇而去。

     一应事项完成以后，罗显和杨干院双方“各取甘结”。

     甘结是一种特别的法律文书。

    当官司做出最终判决之后，双方都要在甘结上签字画押，以表示服从判决，不再翻案。

    甘结一签，证明本案在程序上完结。

     可有一个人，仍旧不服。

     法椿。

     宁国府审案之时，法椿力不能及，只能眼睁睁看着判决下来。

    可是他并不甘心，一心要把案子反转过来。

     不过这件事若再从祖坟入手，难度太大。

    法椿精研佛法之余，想出一条毒计来。

     嘉靖九年（1530年）七月十五日，杨干院对外宣布，要搞一次盛大的中元节法会，无论僧俗男女都可以来参加。

    远近乡人听说之后，纷纷聚拢过来，一时杨干院内外熙熙攘攘，分外热闹。

     呈坎距离杨干不远，后罗氏的年轻族人们见到如此好玩，也纷纷跑去玩耍。

     去的人有罗良玺、罗伟，以及罗显的干侄子郑来保。

    郑来保还带着自己媳妇尚金宗以及媳妇闺密叶氏、郑氏、徐氏等人，兴致勃勃地来到杨干院。

    他万万没想到，这是自己过的最后一个中元节，也是人生最后一个夜晚。

     具体怎么回事，史书里并没有提及。

    总之，在当晚发生了一次蓄谋已久的斗殴。

    在争斗中，郑来保被僧人们活活打死，尸体被一个叫智灯的和尚抢走，直接烧毁。

     消息传回到呈坎，罗显无比震惊，怎么一个人去看个法会就平白无故地死了，而且连尸体都找不到？他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更大的麻烦已经降临了。

     杨干院突然宣布要状告罗氏。

     这一次，法椿的控诉比上一次更加阴狠。

    他宣称后罗一族的罗良玺图谋杨干院土地，唆使罗伟在法会上挑衅，打死了杨干院僧人能霓、佛圆，一定要追究到底。

     法椿在状书里精心做了设计，把这次诉讼设计成一起人命官司，再牵连到罗氏谋夺土地的动机。

    新案带着旧案，便无翻案之嫌了。

     不过法椿没有把状纸递到歙县县衙，而是一竿子直接把案子捅到了徽州巡抚都院。

     注意，是巡抚都院，不是巡按察院。

    刚才说了，这里是巡抚在徽州的办公地点，它和巡按察院一样，也可以接民间的诉讼官司。

     这是大明司法制度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布政使、按察使还是巡按、巡抚，他们都可以接待上诉民众或复查案情。

    万历年间有一位大儒叫吕坤，他曾经评价这一特点：“数批检问，非以求同，正谓恐有冤抑，相与平反耳……盖众官同勘一事，原为此事虚实；同勘一人，原为此人生死。

    ”意思是对于同一案子，由几个互无统辖的部门来勘问，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审判的公正。

     尤其是“数批检问”四个字，要求断案时十分谨慎，多次批驳、考查、询问，尽最大努力查明真相，避免冤假错案。

     “数批检问”这个办案原则，对百姓来说，是好事，但也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

     比如法椿这次选择了巡抚，就包藏了心机。

     上一次罗显之所以能翻盘，一是因为他选择了上诉巡按；二是在状子里把知县高琦也给告了。

    一涉官员，巡按便有理由要求异地审判，导致法椿不能控制局面，以致失败。

     法椿不想重蹈覆辙，所以这次他越过歙县和徽州府，绕开应天巡按，把这桩案子送到了应天巡抚面前。

    他精通法律，知道巡抚都院有个规矩，如果巡抚碰到上诉案件是纯民间纠纷，无须亲自审理，而是“发与所在有司”，让地方司法部门去调查。

     那一年的应天巡抚叫毛斯义，他接到诉状，一看这是歙县民间斗殴事件，不涉官员，便按规矩转发给徽州府，责成他们尽快处理。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法椿终于如愿以偿，让案子落在了徽州府。

    别忘了，他可是徽州僧纲司的都纲，也属于官员之列，这里算自己的半个主场，打点起来方便多了。

     除了官面上的手段，法椿在私下里也没闲着。

     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椿在一个叫容岭的地方摆下酒宴，请来了李廷纲、范琼隆、王琳、李文浩、胡通进、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等九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被告罗良玺所在里的排年里长。

     同席的，还有汪招才、汪社贵、汪寄寿等人。

    汪姓是歙县大姓，比罗姓还要强大，叫他们几个过来，可以一壮声势。

     法椿知道，这件案子一旦开审，一定会把九个排年叫去问话，得事先买通，串好口供。

    这件事他不方便出面，便委托了佛熙来充当酒宴主人。

     佛熙在宴席上公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奏本已准，望列位回护。

    ”意思是案子要开审了，哥儿几个可得记住说什么话。

    然后他掏出了三十两银子和三两一钱的金子，交给出席者平分。

    众人把钱收下，纷纷表示绝无问题。

     法椿这边摩拳擦掌，罗显那边可也没坐以待毙。

     他是个略懦弱的好人，可不是个笨蛋。

    上次被法椿的突然袭击坑得太苦，这次罗显多少吸取了点教训。

     罗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来到巡按察院，向巡按刘乾亨提诉，状告杨干院和尚殴死干侄子郑来保并诬告罗良玺、罗伟。

    刘乾亨和巡抚毛斯义的反应完全一样，把这个案子直接转发徽州府，与杨干院诉罗良玺、罗伟案合并为一案，统一审理。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或者咱们问得再专业一点：巡抚或巡按遇到民间纠纷提告，不亲自审问，而是转发徽州府处置，这和老百姓直接去徽州府上诉，有什么区别吗？这条规定的意义何在？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的职责里，有这么一句描述：“受军民词讼，审系户婚田宅斗殴等事，必须置立文簿，抄写告词，编成字号，用印关防。

    立限发与所在有司，追问明白，就便发落，具由回报。

    ” 也就是说，找巡按上诉的民间案件，要先在巡按察院登记留底，然后才会转发徽州府。

    巡按察院会设定一个审结限期，如果逾期未结，巡按要追究官员责任。

    等有司审完之后，还要把结果回报给巡按察院，由巡按核准才算完结。

     无论案情登记、审结限期还是具由回报，其实都是在鞭策地方有司：这件案子在我们巡按察院挂上号了，你可别敷衍塞责啊。

     所以罗显去巡按察院再次起诉，是有意义的。

    此举能给徽州府制造压力，逼迫他们秉公行事，至少不敢太过偏袒。

     更何况，巡抚是一省之长，日理万机，这种小案子不可能特别关注，转完就算了；而巡按只负责司法监察，对官司有更多精力去盯着。

    对徽州府来说，应天巡抚转过来的案子，可以稍微动点小心思，若是巡按转来的案子，可就得打起精神来不敢出错了。

     果然，徽州府一接到巡按转发，头都大了，这成了两院都关注的案子啊！知府不敢只派推官来审，更换成了徽州府的二把手，徽州同知李邦。

     同知的全称是“同知府事”，正五品，主要负责“清军伍，督粮税”，是仅次于知府的大人物，俗称“粮厅”或者“军厅”。

    碰到州县无法解决的案子或者两院转发的案子，往往由同知充任主审官，以示重视。

     对法椿来说，搞定一个推官相对容易，如今主审突然换成了同知，贿赂的成本和难度直线上升。

    无形之中，罗显把法椿的主场优势给打消了一大半。

     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此案正式在徽州府开庭。

     开审的流程千篇一律，无非是原告被告各自陈述案情，各自提交物证、人证。

    可就在法椿准备叫那九个排年里长出庭做证时，罗显突然亮出了杀招。

     罗显当场指控，说佛熙和尚收买了这九个人，而且说出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受贿金额：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容岭，三两一钱黄金和三十两白银，受贿人为李廷纲等九人。

     佛熙宴请之事，做得十分隐秘，罗显是怎么知道的？ 原来这九个排年之中，有一个叫胡通进的人，他此前欠了别人的债，拿到佛熙的贿赂之后立刻去还钱。

    而罗显靠着族里的力量，早已在呈坎张开了一张监视大网，盯着这些和案子密切相关的排年。

    上次法椿就是靠贿赂人证，差点让罗显祖坟不保。

    再笨的人，这次也该长记性了。

     胡通进一还钱，罗显这边立刻觉察，带人打上门去，三下五除二全问出来了。

     罗显在公堂上当众喝破这件事，李廷纲、王琳、范琼隆几个人吓得面如土色。

    他们不过是些升斗小民，哪儿吃得住如此惊吓，纷纷捧出受贿金银，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法椿万万没想到，罗显看着老实巴交，却把自己的几个杀招全给拆解掉了。

     到了这份上，同知李邦觉得不用再继续审了，可以直接宣判。

    罗显趁热打铁，把一个人扶上公堂——死者郑来保的儿子郑文，正宗的苦主，上堂是要控告法椿等人密谋打死自己父亲。

     这种直接告来徽州府的案子，就不需要同知亲自出马了。

    李邦把徽州府推官曹世盛叫来，让他继续审理。

     曹世盛一升堂，即下令拘拿法椿等人，并要求召来当晚行凶时的两个重要证人：杨干院的行童——就是寺院里做杂活的小和尚——汪仁坚，以及杨干院的火头吴塔监。

     眼看罗显即将大获全胜，可徽州府派去找证人的皂吏回报，说汪仁坚、吴塔监两人突然病故，已经下葬。

     案子到这里，突然一下卡壳了。

     曹世盛忽然发现，他们没理由继续拘拿法椿。

    因为法椿起诉的是罗良玺殴毙僧人案，他贿赂证人，是为此案做伪证。

    而罗显起诉的是杨干院僧人殴毙郑来保案，如今证人绝灭，无法证明法椿跟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

    总不能他在甲案里犯了错，就判他在乙案里是凶手吧？ 只好暂时把他放了。

     要说法椿，可真是意志坚韧之辈。

    明明处境极为不利，他居然还没放弃，恢复自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佛熙，按授机宜。

     佛熙得了师侄的提点，再赴巡抚毛斯义处上诉。

    这次上诉不为胜负，只为拖延时间。

    巡抚接了这案子，一定会转发徽州府，徽州府再回复巡抚都院，文书来回，怎么也得几天时间。

     接下来，佛熙马不停蹄地找到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胡通进几个人，对他们说：“你侮受我金银事已发觉，今就首官，难免本罪，莫若诬称罗显情亏，妄将金银诈称是僧买求，再告一词，替我遮饰，得赢官司重谢。

    ” 这不是笔者的原创，而是供状文献里的原话。

    看到这里时，真是服了法椿了，亏他能从绝路中挖出这么一条缝来。

     反正那九个排年已承认收受贿赂，干脆让他们改一下口供，诬称这些钱是罗显给的，也是罗显教他们说是佛熙贿赂。

    为什么罗显这么做？因为他心虚啊。

     这套说辞并不求逻辑严密，只求把水搅得足够浑。

     吴永升、汪宁等人得了佛熙保证，立刻向徽州府告了一记刁状，诈称那笔金银是罗显给的。

     罗显一听这几个人居然还要攀咬自己，也不示弱，让自己的侄子罗兴去了巡抚都院，找毛斯义毛老爷申诉。

    你不是要闹大吗？那我就再闹大一点。

     此前他一直走的是巡按这条诉讼线，这次走一回巡抚衙门，把两院补齐，声势搞得大大的。

     巡抚都院接到案子，照例转给徽州府。

    徽州府一看麻烦又来了，推官曹世盛连忙请到同知李邦，按程序这事还得您来审啊…… 李同知打开案卷一瞧，好家伙，一桩案子变成了四桩案子：罗显、郑文诉杨干院僧人殴死郑来保兼诬告罗良玺、罗伟案，法椿诉罗良玺、罗伟殴死杨干院僧人谋夺风水案，九排年诉罗显贿赂排年伪证案，罗显诉九排年诬告案。

     这四桩案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牵连，有来有回。

    本来挺简单一事，现在硬是被法椿搅得错综复杂。

     好在徽州同知李邦也不是吃素的。

    徽州这个地方以“健讼”著称，民间特别爱打官司。

    能在这个地方当父母官的，都是久经考验之辈。

    他展卷一捋，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到了关键所在。

     根源就在嘉靖八年的罗氏祖坟案。

     那桩案子虽然审结，后续余波却涟漪不断。

    要了结眼下的四桩案子，非得把那一件根源弄清楚不可。

     可是，徽州府并没有关于此案的资料。

     当时罗氏祖坟案一审是在歙县，二审涉官，由巡按刘乾亨安排，转去宁国府异地审问。

    结案后的执行，也是由宁国府太平县负责。

    此案所有的相关档案，都存在那边，徽州府没有经手，自然也没记录。

     李邦想要了解罗氏祖坟案的情况，还得去宁国府找。

    于是他便派遣一个叫作潘元的快手，跑去宁国府调阅档案。

     法椿觑到这个机会，又出手了，还是盘外着数。

     他找到潘元，送了一笔钱。

    潘元心领神会，假装生病在家，把徽州府申请调阅卷宗的文书和自家身份凭证，给了杨干院一个叫能儒的和尚。

    这个能儒和尚没有剃度，拿着潘元的凭证，大摇大摆去了宁国府。

     那时候身份证没照片，宁国府哪里知道潘元被人冒名顶替，一看文书勘验无误，便把档案找出来，交给了能儒。

     能儒拿到档案之后，直接把它给了佛熙。

    佛熙偷偷打开，发现里面分成两卷。

    一卷是歙县知县高琦判案的文件，对杨干院有利；一卷是宁国府推官郭凤仪判案的文件，对罗显有利。

    当年宁国府二审之时，曾把歙县一审卷宗调过来对照，因此并在了一处。

     佛熙把宁国府卷宗偷偷抽出来，只留下歙县卷宗在里面，仍由能儒送到徽州府，指望能借此瞒天过海。

     可惜李邦并不糊涂。

    他看了看卷宗，发现只有歙县高琦的手笔，便多留了个心眼，召来罗显询问。

    罗显一听就急了，怀疑卷宗被人偷换，他大叫大嚷，要求彻查。

     可这怎么彻查？潘元或能儒若一口咬定中途丢失，谁也没辙。

    明代这种手段很流行，本来案情清楚，结果被人故意湮灭档案，最终不了了之。

    法椿干司法工作的，见过太多了，所以才敢放胆如此施为。

     可法椿没料到，罗显这一嚷嚷，自己的同伙佛熙倒先心虚了。

    毕竟这是窃取官府文书，算是重罪。

    佛熙把宁国府卷宗藏在身上，偷偷躲在徽州府公堂附近，俟退堂混乱之时，过去把卷宗扔到桌案上，掉头就走。

     有